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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汉代商人的社会来源及其特点 　　［摘要］“重农抑商”虽然是汉代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但最终商人凭其掌握的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其社会地位，导致汉代商人是抑而不止，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加入商人这一行列，导致汉代商人的社会来源极其复杂。本文作者对汉代商人的社会来源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汉代商人的社会来源主要包括传统贵族和旧工商奴隶主的后裔、部分官吏、庶民地主、小农和城市平民等。 　　［关键词］汉代商人社会构成 　　［中图分类号］K87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3）08-0154-02 　　一、社会来源 　　（一）传统贵族和旧工商奴隶主的后裔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六国贵族已涉足商业，而成为巨富。最著名的莫过于号称甲富天下的陶朱公――范蠡以及“家僮万人”、家累巨万的吕不韦。此后，在秦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下，他们的势力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影响力却依然存在。孝惠、高后时，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在政治上采取“无为而治”的治政手段，并“复驰商贾之律”。许多旧贵族，虽然在政治上已经不再拥有过去强大的控制力，但他们凭着自己所拥有的从商经验，致力工商，以末致财，财富骤增，成为富商大贾，身份也由过去的贵族转而成为在经济上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富商巨贾。如“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其中“诸田”，就是指从齐地迁至关中的齐国旧贵族。此外，汉代的富商大贾，有很大一部分是战国时期的工商奴隶主的后裔。如“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他们虽然屡遭当政者的强力迁徙，但他们凭着自己所拥有的独特技术、经商本领和超远的眼光，很快又成为各个行业里具有代表性的新型商贾。 　　（二）部分官吏 　　汉代，官吏经商的现象比较普遍，出现得也比较早，大概从西汉前期开始就有，如《汉书?景帝纪》载，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景帝刚即位，便就当时官吏“受财物，贱买贵卖，论轻”，下诏命廷尉与丞相更议重令。说明至少到这一年，就有不少官吏已经从事于经商。此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以至到汉武帝时，无论是王侯公卿，还是下级小吏，几乎都有涉及经商的。例如：赵王彭祖“使使即郡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经租税”。旁光侯殷“贷子钱不占租”。灌夫“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桑弘羊“俸禄赏赐，一二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张汤“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汉代官吏经商大致说来，可以划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不顾国家的禁令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官吏私营商业，谋求私利；二是政府为巩固其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支配地位，派精悍官吏经营商业，利归国有。如，武帝时期，为了充实国库，弥补对外战争所耗费的大量财力，推行盐铁官营等政策，为了顺利推行盐铁官营政策，便任用了不少官吏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笔者在这里所要探讨的主要是官吏经商中的第一种情况，即官吏以私人身份经商。尽管在汉代，当政者多次强调禁止官吏经商（除如前所述景帝之时，在王莽新政时，还对以此致富的官吏的财产予以剥夺没收），但官吏私商的现象终两汉时期都没有得到禁止，许多官吏的身份也就成为官吏、地主、商贾三位一体了。 　　（三）庶民地主 　　庶民地主的大量涌现及其经济崛起是从西汉立国之后，庶民地主经营商业，极为普遍，其在商人社会构成中占主导或重要地位，因此有的学者把地主与商人称为“通家”。在文献记载中，大多称之为“富民”、“富商”、“豪富”等。他们主要是在汉初宽松的工商管理政策的驱使下，积极投身商业，称为商人当中的中坚分子。他们往往是农、商兼营，工商结合，常常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逐渐成为新一代的工商致富者。他们有的“力田畜”，有的经营矿业，有的专职贩运。如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盐铁业，在汉初大都为旧贵族和旧工商奴隶主后裔所把持。但因为社会对盐铁需求量大，从事盐铁行业的利润高，当时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的说法。所以到了武帝时期，不少庶民地主也开始涉及这一行业，并取得很大成就。此外在贩运领域里，孝惠高后开始“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商人往来贩运的阻碍大大减少，使得贩运行业空前繁荣起来，受此影响，庶民地主在贩运领域里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们“追利乘羡”，“或累万金”。如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 　　（四）小农和城市平民 　　受汉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人们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在这种价值观念的诱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