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关传媒的改变.docxVIP

[摘要]关于中国传媒公共领域是否存在的问题争论十分激烈。“肯定说”与“否定说”虽各执一词，但两者在方法论上有共同之处，即刻板地理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按图索骥寻找中国的传媒公共领域。本文认为，公共领域理论有其丰富的内涵，以公共领域理论为僵硬模型衡量传媒公共领域存在与否的思路是不可取的。从历史性、具体性和动态性角度理解公共领域，分析网络传媒作为新型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对处于成长发育中的中国网络传媒公共领域的成熟完善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公共领域;传媒公共领域;网络传媒;批判性　近年来，在政治学、传播学等诸多领域，有关公共领域的研究已成为热门话题。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历史演变的分析及其重建批判性公共领域的思想，对学界的研讨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哈氏思想进入中国后得到知识界的热捧，也引发了关于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争论。　一、中国传媒公共领域存在与否的争论及根源　熊彼特、杜威、布鲁纳、阿伦特诸位思想家曾分别从不同学科视角对公共领域概念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哈贝马斯的名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则确立了公共领域理论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重要地位，逐渐成为分析西方社会发展的新范式。哈贝马斯在该书中对公共领域的特征及其变迁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论述。他考察了公共领域在希腊城邦民主中的萌芽，及其在封建社会的异化，并以英国和法国的公共生活实践为样本，详细论述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法国家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的变迁，以及批判性公共领域向操纵性公共领域的转变，进而提出了重建批判性公共领域的思想。　从笔者现掌握的研究文献看，可以说，国内学界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基本是认同的，但涉及到对中国传媒公共领域是否可以生成及存在与否的问题，却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肯定说”认为，网络是中国建构公共领域的希望与契机，并以此为前提集中研究网络传媒的特点、运行机制、作用、优势等。例如,有的学者依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理想状态的机会均等、平等参与和自由讨论三大基本特征，认为网络客观上已具备公共领域最核心的因素——公共性。因为网络中的参与讨论者是“公众”而不是大众,而网络传媒具有的匿名性、自主性、参与性为公众舆论提供了新的拓展平台。[1]有的学者把网络的特点概括为平等、开放、理性批判、服务而不是管理四个方面,认为正是有了这些特点,电子公告板(BBS)成了信息时代最有前景的公共领域。[2]也有学者从网络运行机制分析入手,认为因特网的网络化模式打破了以往受制于社会阶级和地理区域的人际交往模式,创造出全新的人际交往空间和人际关系模式,对现实的公共领域具有解构作用,构建了新的虚拟公共领域。[3]还有的学者将网络传媒与传统媒体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的关键区别可以概括为“信源的扩张”,其中“信源”是指“参与主体”,“扩张”是指“参与程度”。网络的特点使得其受众作为传播信源既在总体数量上又在参与深度上得以大大扩展。[4]以至于有学者高度评价并乐观地认为：“网络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已经超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设想，已经成为公众自由进行话语交流的新型公共领域，形成多元化的交往特征。”[5]　“否定说”认为，中国传媒“目前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公共领域”。[6]有些学者更论证了中国传媒公共领域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存在，因为传媒给受众提供表达的空间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传媒公共领域的产生缺乏基本的制度土壤。[7] 那么随着互联网技术而出现的网络新传媒是否构成公共领域?持否定说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网络传媒无论从宏观的体制上看,还是从微观的操作层面看,都与传统媒体没有本质的区别。”[8]　无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都是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据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持“肯定说”的一些学者依据哈氏有关公共领域基本特征的论述，正确地看到了网络传媒因网络自身的去中心化、开放性、交互性等传播特点，从而具有开放性、多元化和交互性等符合公共领域形成与发展的特征，对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发展前景颇为乐观。有的学者从哈贝马斯的论述中看到了现代社会中被大众传媒影响和统领的公共领域，认为“在中国,大众传媒的公共领域是一个经验的事实,而不是概念的判断和推理”。[9]有的学者依据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的前提，即每一个相关成员都有能力去了解别人的意图、想法或主张，帮助每一个人有意识地去与他人沟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获益于某种“相互性”，并结合互联网的特点，认为互联网为公共领域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即，每个网民在网络的空间里都能够取得一定程度的、在现实社会中所不能拥有的话语权和自由度，这种权利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多和相互之间交流层次的加深而实现言语影响力的扩张。[10]　“否定说”则看到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基于西方社会演进发展的历史实践，带有十分鲜明的“欧洲中心论”色彩，与中国本土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具有巨大差异。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