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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问题与民族国家的困境施展2011-12-26 《文化纵横》2011年12月刊对于大国而言，边疆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其根源在于，国家疆域较大，则内部在次区域上的多样性便是必然的事实。对于一个统一的政治体而言，如何处理这种多样性，使各部分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个大洲级的国家，边疆始终是中国的政治叙事与国体建构中所必须要处理的问题。在传统帝国时代，我们有着丰富的处理边疆问题的办法；但是随着时代的转换，传统手段遇到了严重的挑战，我们便循着现代性的路径重构了国体以化解边疆问题。然而实践表明，既有的努力存在很多问题，挑战仍然存在。古典与现代的冲突始自西方，为了理解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必要回溯历史，看一下西方在这方面的经验。一、边疆是一个从属于帝国的概念 边疆的存在，是帝国空间观之表达，而帝国是古典时代各种文明的基本政治构造形式。对古人而言，其精神世界并不像现代人一样是效率导向的，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在一个堕落的凡俗世界中个体如何可能获得灵魂的拯救。政治的意义在于帮助人在得救的道路上走得更顺畅，只有证明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政治体的存在才有意义。灵魂的拯救必定要通过宗教的途径来实现，而宗教一定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得救便也是一件具备普遍性的事情。在此思想背景下，古典时代有意义的政治秩序便是一种具有普遍性指向的帝国秩序，它是对一种宗教或文明的道德理想的追求与认同，也是世间唯一的正当秩序。帝国并不是一个有界的国家，相反，它就是世界，区隔出秩序与混沌。帝国的世界首要不在于其内在的认同，而在于其道德秩序性；在与内在同一性无关的道德秩序下面，可以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彼此冲突的政策、互相差异极大的民族与宗教、迥然有别的社会结构等等，都可以在对这样一个道德秩序的服膺下共存。现代理性下民族国家的简单理念无法统摄帝国内在的丰富性。古典帝国作为世间唯一的秩序来源，作为文化的核心，向外流溢。在此观念之下，中心—边疆—蛮荒之分便显现出来，帝国的空间观便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的结构。中心地区是帝国和文明的生发之地；边疆地区作为从文明向野蛮的过渡地带而存在，它不够文明，但是却已脱离了野蛮，这是文明正在向外生长的前沿；蛮荒地区则完全未沐文明之风，从伦理上来讲他们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人”，但理念上来说终有一天他们会被帝国所教化。边疆在这里便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从理念上来说，它处在低于帝国核心的地位，这也是它的一种正当地位，边疆以此自居，并无受辱感；相反，边疆仰慕帝国核心区所担纲的那唯一的文明秩序，它以自己虽不位处核心却获得了帝国的某种认可而自豪。从治理角度而言，边疆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它是帝国的国运所系。帝国必须向外扩张才成其为帝国，无有边疆便无所谓帝国。“帝国长期屹立的秘密似乎是：当帝国陷入危机或衰落时，要么是边缘拯救了帝国，要么是边缘让帝国恢复活力。”（[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可以说，核心地区为帝国提供精神性要素，边疆地区则为帝国提供物质性要素。核心地区构成帝国的灵魂，边疆地区则构成帝国的身体。历史上伟大帝国的衰颓，必定始于边疆对中央的反抗。 二、现代性与边疆问题的克服 现代性带来了身体对灵魂的反叛；在政治上，则表现为边疆对于中心的抗拒。这在最初由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建立表达出来。法兰西王国拒绝神圣罗马帝国对于基督教文明的唯一正统代表性，在“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理念的支撑之下，与帝国争霸多年，最终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当中，确立了各主权政治体彼此独立、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边疆对于帝国的反抗迫使帝国第一次承认了自己的有限性以及边疆的主体性。一旦到了这一步，则边疆便不再成其为边疆，它是一个新的中心——中心就此多元化了。主权国家的建立不过是现代性之政治萌发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启蒙运动与近代政治哲学进一步将臣民相对于统治者的主体性表达了出来，这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称之为“主奴关系”的辩证运动。在主人出于物质欲望而实施的压迫下，奴隶反倒率先意识到了精神独立的意义，他们对主人的反抗将带来主体性在每一个独立个体身上的实现。个体的意义与价值不再是由在上者来规定，相反，自我意识的萌发将带来自我立法，从而建立起个体充分自治的现代政治。边疆对中心的反抗于此达到极致，主权国家内部也不再有作为客体的个人了。现代政治究竟为何，在不同的哲人那里有不同的叙说，此处不赘。各种现代政治理念在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中集中体现出来，爆发出现代性。伴随着法国大革命，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叙事结构诞生了，一群被拟制为同质的人构成一个“民族”（Nation）(“民族”是现代政治学当中一个虚构出来的概念，故此文中称其为拟制的结果。这个虚构的概念是民族主义得以成为最有力的现代政治动员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