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白话文运动研究报告.pptVIP

作白话文难于作文言文，我们今人似乎不易理解，但它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实。例如直到二十年代中期章士钊还在一篇文章中说：“今以白话为文，因古之人无行之者，胎息揣摩，举无所施，其事盖出于创。’天下事之创者，惟天才能之，岂能望之人人？故白话文愚谓惟限于二种人为之，一全然不解文事，一文事至高者而已。中材如愚，直是无能为役。二十年前，吾友林少泉好谈此道，愚曾试为而不肖；十年前复为之(愚有论哲学者之白话文，见《东方杂志》)，仍不肖；五年前又为之(题为邦联为蓝志先作)，更不肖，愚自是搁笔。盖作白话文而欲其美，其事之难，难于登天，敢断言也。”(《答适之》， 当然，早期的白话文倡导者和实践者们，‘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他们在理论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只把白话文当作工具，而不视为文学。那些曾经尝试过白话文的“文章巨子”，如林纾、幸太炎、章士钊、刘师培等，后来拼命反对白话文，其根源也在于此。 2、再从接受客体看。 当时的读者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包括朝野士大夫在内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是略识文字或只能耳读的妇女儿童及劳苦大众。白话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们注意到这后一部分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这部分人，当时还没有占领政治和经济舞台，因而也不可能占领文化舞台，他们处在被“赐与”的地位。当时几乎所有的白话报刊都宣称白话文只是为他们准备的。例如裘廷梁办白话报，写白话文，而他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却要用文言来写。道理很简单：白话文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而《论白话…．》则是给能为老百姓写白话文的知识分子看的。 这当然是一种局限，但这是历史的局限，当时还没有能力突破它，硬要突破，倒会适得其反。胡适曾说：“严复用古文译书，正如 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即白话文全面通行，需要社会进一步发展，读者群有了根本改变才行。二十年代，陈独秀曾经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在《答适之一一讨论科学与人生观》中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销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3、从工具本身看。 当时的白话文还处于试用阶段，文法语法等尚不成熟，用语也没有统一的规范，所以常膺“句法太俗”或“以为过浅，诚不屑观”之讥，直到1925年10月，章士钊还在《文俚平议》一文中说：“文之为道，要在雅驯。俚言之屏于雅，白无待论，而其蔽害之深且著明者，尤在不驯。” 由于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交流不畅，群众文化程度低下，各地都只认自己的方言，虽然当时的白话报刊，除个别方言小报外，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官话”，但在接受和写作上仍有障碍。例如，1908年创刊的《夏声》，其第七期“通俗讲话”栏署名老实人的《老实话》一文说：“我把我心里的话，用笔写出来，权当我们大家面对面叙家常罢了。我只好尽量往普通处说，看的人也不要格外固执，但照着我写下的字，各处念各处的土音，大概都可以懂得。”其实作者是因为担心读者不一定能够“懂得”，才说这番鼓励话的。 尤其是当时社会发展水平和大众文化水平尚低，口语语汇比较贫乏，特别是许多新事物、新学理、新知识、新名词，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用文言输入进来的，还没有来得及进入白话文系统，致使有些文言文能表达的东西，尤其是一些高深理论，用白话文反而不易表达。直到二十年代初，梁启超还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词》中指出：“因为我们向来语文分离，士大夫不注意到说话的进化，‘话’的方面，却是绝无学问的多数人占了势力，凡传达稍高深思想的字，多半用不着。所以有许多字，文言里虽甚通行，白话里却成僵弃。 我们若用纯白话做说理之文，最苦的是名词不够，若一一求其通俗，一定弄得意义浅薄，而且不正确；若做英文，更添上形容词、动词不够的苦痛。”又说：“我不敢说白话永远不能应用最精良的技术，但恐怕要等到国语经几番改良蜕变以后，若专从现行通俗语底下讨生活，其实有点不够。”他认为，“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是“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 所以当时的白话文还不能完全取代文言文。只有当白话文已经把文言文的许多有用成分都吸收过来了，融会进去了，凡是文言文能表达的，白话文都能表达，甚至表达得更好，而白话文能表达的某些内容，文言文却很难表达，甚至根本无法表达，文言文除躲进书斋以外，变得毫无用处，只有到这时，白话文才能完全彻底地取代文言文，并且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在这一点上，早期白话文和新文体都起过积极的作用。新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条理明晰，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从而打破了以往所有的文章宗派，使文体得到一次历史性的解放。早期白话文则在试运行过程中逐步吸收了文言文的有用成分，丰富了语汇，并且逐步改正了缺点，完善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