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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对其新闻传播思想的影响 王强 摘要：对于史学与新闻学联系的探讨，不仅仅是普泛性的求得二者联系的本质，而是对梁新闻研究的一个前提性认识。在梁与中国整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找出其共同的精神性意识：实用理性，并结合梁的新闻传播思想与其实践活动之间的差异，给这种联系一个重新的阐释。对梁的“新史学”核心的阐释。 “新史学“对以后梁的思想与实践活动作出的规范性影响。 关键词：民史 新史学 破坏主义 新闻理论范式 青年学者赵汀阳，曾将文化与思想区分为“实体性的存在”与“书面性的存在”。1 这里我们无意于讨论他的观点，而只是想借用其丰富有涵盖性的这对概念。但笔者不想把它理解为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去应用它，而是想把它局限于历史的真实存在与历史的真实遗存之中去考量历史思想的行迹。同样，梳理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也必须挖掘他的史学思想，编辑《饮冰室合集》的林志钧在自序中称：“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是观也。”2 本文就是试图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一、 联系的理论前提 首先，这种联系归结于时代的背景与当时学科之间的模糊性造成了一批“全才”式的人物。的确，“人类的行为只有从完整的社会背景去看才是可以理解的。”3 明李贽说：“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可以一定轨也……”（李贽：《贽书?经书相为表里篇》）严格地说，学科的划分是近代的事情。西方从十九世纪初才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正式分野，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社会科学才正式划分为不同的学科。中国自引进“西学”之后，也开始了学科的划分。在1898年前后，梁启超是把报馆作为一种舆论工具，而不是当作一个独立学科看待的，因此在中国学术界，以史学为其核心，“经世致用”为其目的，他作为一个士人，也无时无刻不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其次，在98年前后，史学理论是否与新闻学理论在某种层面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泽厚先生曾对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精炼地概括为实用理性。他说： 先秦名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而受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历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弃厌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着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4 而其中，“历史意识的发达是中国实用理性的重要内容和特征”(着重号为原文所有)；5 此论与梁先生所讲的“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的纪录，无不丛纳于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可谓殊途同归，梁先生的史学观继承并保质了中国古人精神生命的脉搏。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特性决定了在98年前后，梁是不能逃脱这种染色的机会。当然，他们的联系在层面上的展开才是重要的。蔡元培先生早就指出“新闻者，史之流裔耳。“ 6 甘惜分先生介入的层面更深：”自古以来，新闻与历史就是不可分的，……二者实为一家。“ 7 他甚至断言：”(古代的)史官也正是当时的新闻记者，尽管那时没有新闻记者这个名称，他们却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那时所记载下来的新闻就成了不可改变的历史记录。” 8 甘先生的上述观点，考量了新闻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的文化身份的二重性，但是没有给新闻与历史在本质层次的联系作一界定。岁月如歌，甘先生再次对新闻与历史的同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解剖。他写道：大体而言，历史可以分为古代史和当代史，古代史在其发生的当时也是新闻，当代史就是眼前正在发展变化的一切新事物，这更是新闻。所以历史与新闻是不可截然划分的。9 因此，“对历史学家的要求也同样适合于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新闻工作者应是当代的历史学家。”10 的确，梁先生的这种文化身份的二重性的建构，正是多种思想碰撞的后果。 二、从史学的“民史”概念到“民史”报纸实践 1898年，谭嗣同在《湘报?后序下》中，说报纸应该就是“民史”(《湘学报》1898年3月13日第30册)。谭嗣同认为一部二十四史“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于民之生业靡得而详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纪(记)也；于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靡得而毕录也。”11 这种官书讲的是“君史”，报纸则应该讲“民史”，为老百姓讲话，反映民众的呼声，成为表达民意的“国号”。谭嗣同高兴地说：“吾见《湘报》之出，……国有口矣！”《湘报后序》，《湘报》第11号)尽管，谭嗣同提出这个“报纸应是民史”的理论，但其最早萌发其思想还是梁任公。梁在1897年所作《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一文中就指出中国旧史学主要是君史，记叙重点在“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取威定霸，若何而困疆域、长子孙，如斯而已。”“至求其内政之张驰，民俗之优绌，所谓强浸，与何以强弱之故，几靡得而睹焉。”12 遗憾的是梁先生没有直接提出“民史”与报纸的关系，但梁先生的民史观与谭先生的民史观在本质上是一致，当然其差别总是存在的，笔者不想深究。不可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