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小额诉讼制度的构建.docVIP

浅议小额诉讼程序的建构 一、由“郝劲松状告铁道部春运涨价案”案所引发的思考 如果你在网络上搜索“郝劲松”这一，出现频率最多将是“郝劲松与铁道部春运涨价事件”这一词条。2006年1月21日，郝劲松购买了当日从北京南站驶往石景山南的7095次列车车票一张，发现票价由以前的1.5元上涨到2元，涨幅高达33%。郝劲松称，铁道部在调整列车票价时作出的《春运通知》应当报国务院批准，同时应向国务院有关部门申请召开价格听证会。而铁道部并没有按照这些规定办理，属于程序上违法，遂起诉至法院，请求认定铁道部《春运通知》在程序上违法，并判令铁道部赔偿其经济损失0.5元。一判决郝劲松败诉。在二审中，铁道部认为，自己只是价格的执行部门，并没有价格制定的权力和职能，也没有义务去申请听证。对于郝劲松要求的5毛钱赔偿，铁道部也认为不存在损害郝劲松合法权益的事实。市高院认为，铁道部作出的《春运通知》并不具有价格制定的性质，仅仅是对《方案》相关内容进一步明确。因此，被诉的《春运通知》并不需要满足履行批准及听证程序的条件，铁道部也不具有申请听证的法定义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因在火车上购物和地铁如厕时未能要到发票，曾7次将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告上法庭。细细算来，郝劲松的七次诉讼，五次与发票有关，其中又有三次与铁路有关。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诉讼的标的额都非常小，最大的一次才100元，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普通民众能有这等耐心、金钱和时间成本吗？如果千千万万个“郝劲松”都站出来提起此类诉讼，又何堪重负？诚然，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无法限制民众的诉讼权利，因为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在公民诉讼权利与司法资源之间找到平衡点，很多学者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小额诉讼的构想，自2000年以来，学者们对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特征、构建的必要性以及如何构建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1999年9月1日），随后浙江北仑法院（2003年4月）、上海浦东新区法院（2001年10月6日）、河南省郑州市管城法院乐山峨眉山法院和成都锦江法院2011年年初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正式启动，主要涉及八个方面，其中简易程序的修改、小额诉讼程序的增设被排在首要的位置，这也显示了小额诉讼程序建立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任何民众都应充分享有诉讼权利，从而通过小额诉讼制度使得正义能够低成本地实现。章武生教授认为：小额诉讼程序的建立不仅是为了分流民事案件，减轻法院的负担，更主要的目的，还在于实现司法的大众化，即“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一般国民普遍能够得到具体的有程序保障的司法服务。” （一）理论基础——保障平等的裁判请求权 “中国民事诉讼体制及审判方式的改革应贯彻保障民事诉讼当事人接受裁判权的要求，满足当事人接受正义的需要”，通过建立缜密复杂的诉讼程序，保障每个当事人都能够平等享有裁判请求权，固然是最理想的境界。然而正规、缜密的程序意味着巨大成本支出，这对多数小额利益的受侵害者而言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当事人得不偿失，要么当事人干脆因此望而却步，使宪法规定的这一基本权利被架空。可见，法律制度即使在设计上堪称世界上最完美，但如果普通民众无法实际接近和利用这种制度，那么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如果由于经济成本上的原因而阻碍小额权利受损者切实享有裁判请求权，这是有违宪法精神的。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因零星权利侵害而引发的小额纠纷广泛存在着，对于这类纠纷，当事人能否较为容易地诉诸法院，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裁判请求权的保障状况。 建立小额诉讼程序的目的就是最大范围内吸收和处理大量的日常生活产生的小额、简单纠纷。小额诉讼程序灵活、日常、非正式的设置就是为了保证每一个小额利益受侵害者不论地位高低、富贵贫贱，均有机会同等有效地接近司法，正如卡佩莱蒂教授所说，“新型的正义是以有效性的探索为标志——有效的起诉权和应诉权，有效接近法院之权利，当事人双方实质性平等，将这种新的正义引入所有人可及的范围”。 （二）现实意义之一——节约诉讼成本和提高效率 随着诉讼案件的不断增多，法院倍感资源稀缺的沉重压力，而复杂缜密的诉讼程序以及日益增多的日常纠纷，也使当事人不堪讼累。此时，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出于促进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简便迅捷的司法救济途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使两类成本之和最小化。第一类成本是错误的判决的成本……同时，我们绝不能忽视诉讼制度的运行成本。”司法过程应当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使用，尽量减少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小额诉讼程序是国家提供的一种廉价的司法救济途径，它在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同时也节约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这是小额诉讼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