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社会转型之历史经验供参考学习.doc

苗疆社会转型之历史经验：封闭与开放 程泽时 最近，贵州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强调工业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偶闻贵州某工业园区建设，迁坟每座补偿坟主五千余元。而湖北某地工业园区建设，所迁坟墓，每座才补偿五百元。同样是农村土地上的坟墓，迁坟代价竟有如此大的差距？中国的社会转型，特别是向工业社会转型，一般追溯到近代的洋务运动。此前虽然早在明清时期，贵州东南部的苗疆有金、银、铅矿开采，但是都是官府严密监控下进行。[①]笔者阅读清水江文书，看到民国初年一件开设灰厂诉讼案的四则状稿，才恍若有悟：观念的因素曾经制约过苗疆的社会转型，或许还可能继续起作用。本文上溯至明清时期苗疆从游猎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转型，继而探讨民国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之转型，从而得出某些历史启示。 一、苗疆农耕社会的形成及其封闭性 ㈠苗疆农耕社会始于明代 宋朝锦屏等一带的苗疆，并没有设立屯军，苗民还不习惯躬耕田亩的生活。锦屏县的诸葛洞至今保留一通南宋朝景定二年（1261年）的“戒谕文”碑铭，其中，靖州知府张汉英对苗民训示如下： “我朝大观初元，筑隆州于湖耳，道（越）十年而废之，自是不沾王化者几二百年。…弃尔弓弩，毁尔牌甲，卖剑买牛，卖刀买犊，率丁男少壮，从事田亩，男耕女织，各归圣化，永为良民。毋操刀挟弩以仇杀，毋偷牛杀马以生事，毋坐草捉人以缴富，毋抵抗课税以欺官…”[②] 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在湖耳设隆州，后废弃。南宋景定二年（1261），靖州知府徐广靖边到锦屏新化（隆里附近）一带被诱杀。同年夏，继任知府张汉英（诰封开国伯）调兵进攻“湖耳诸苗穴”，大加杀戮，并在当地诸葛洞内刊刻以上《戒谕文》。可见，宋朝锦屏一带还是不知王化、不习“男耕女织”的生苗之地。 苗疆农业社会的形成，应该得益于明代屯军。明洪武十八年（1386年）四月，“置五开卫指挥使司。思州诸洞蛮作乱，…蛮寇出没不常，闻王师至，辄窜匿山谷；退，则复出剽掠。…乃于诸洞分屯立栅，与苗民杂耕，…”。[③]明洪武十九年（1387年）十二月，“湖广都指挥使司施州、崇山、大庸、五开、黄平、平越等卫军食。上览奏，顾谓户部臣曰：‘崇山、大庸屯种岁久，何（以）乏食？数年来军中无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恤吾民供给之苦。’惟施州从其请，五开等卫亦令军士屯田自食”。[④]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湖广都指挥使司言：‘前奉诏以靖州、五开及辰、沅等卫等新军，选精锐四万五千人，于云南听征。今又令市牛二万，往彼屯种，请令诸军分领以往，庶免劳民发送。’从之”。这里的“五开卫”，即今天的黔东南州的黎平县。“思州府”，即今天的黔东南州的岑巩县。可见，早在十四世纪末，黎平、岑巩、黄平一带的苗疆，苗民还不习惯于农耕生活，还是习惯于类似游牧民族的游猎生活。汉族军屯，带来了耕牛和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 景泰元年（1450年）五月，“户部奏：‘湖广偏桥卫言：苗贼攻围城池，杀虏军民，劫夺牛马，原立屯田余粮子粒，烧毁殆尽，牛、种具缺，不能耕种，请蠲其赋。仍令侍郎王一宁于附近处量运米粮，以济其用。’从之”。“偏桥卫”，即今天的黔东南州的施秉县。可见，当时屯军不能从当地获得粮食补给，当地苗民还没有普及农耕技术。 明朝屯军措施，在促进苗疆农业社会形成的同时，其在苗疆采办大木的措施，则在苗疆农业自然经济体系中孕育了一些林业商品经济的萌芽。根据《明实录》记载，明朝一旦确定宫殿庙陵修建工程计划后，就会分别向湖广、四川、贵州三省下达采办大木任务，委派专门官员督办。明朝正德九年（1514年）十月，为修建乾清、坤宁宫，朝廷命湖广巡抚右都御史刘坤、署郎中主事邓文璧到贵州采取大木。此后，为采运大木，多次免贵州苗疆官员进京朝靓，停免清平（今凯里）苗疆卫所的“额造军械”。嘉庆四年（1525年）八月，工部会廷臣议：“营建仁寿宫，工役重大。今世庙大工方兴，湖广、贵州山林竭空，海内灾伤，料木料价采集甚难…俟世庙完工，推简有才大臣为之总理，仍选部属三人，分行四川、湖广、贵州，募求大木。”牟泰署营膳司郎中事，到贵州石阡、镇远等处，买办大木。[⑤]嘉庆二十一年，贵州左布政使司叶衍“于采木事宜总理不周”而被革职。[⑥]嘉庆二十二年（1543年）十二月，“上以采木工完，升总督湖广采木工部尚书樊继祖为太子少保，提督川贵大木右都御史潘鉴为工部尚书”。[⑦]嘉庆二十三年（1544年）九月，以督采大木事完，诏赏有关官员银两。“…土司献木恩典，以购大木。…土夷罪可矜疑者，量其轻重，定拟纳赎合式木植及应免罪，复袭替之人。”[⑧]嘉庆三十七年（1548年）润七月，“以采木，免贵州思州、思南、石阡、铜仁、黎平、镇远六府各州县正官入觐”。[⑨]嘉庆三十八年（1549年）都司何自然，以采木急，托疾规避而被革职。贵州道御史郭弘化，以谏言采木采珠削籍。[⑩]万历二年（1574年），工部上言：“神木厂收储楠杉大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