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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国之兴衰 以史为鉴 ——中国古代反腐倡廉之管窥 官吏的贪污腐败是在社会分工和国家机器的基础上产生的丑恶现象，是寄生在社会肌体上的一颗毒瘤。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的“家天下”局面下，政治上的专制集权体制，更使贪污腐败现象愈益滋生蔓延，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不仅受到严重损害，而且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不断激化。因此，历代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均把反腐倡廉作为治国的重要方略，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其中的某些内容和作法，对于我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反腐倡廉的作法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严刑峻法；二强化监察；三道德教化。 一、严刑峻法 惩罚污吏 1、名典律令，规范行为。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立法，以名典律令来惩治贪污、规范官员的行为。夏朝确认并以死刑处置源于尧舜禹时期的“墨”罪（贪婪败坏官纪）。战国时期李悝在《法经·杂法》中规定的六禁之一的“金禁”就是专门惩罚受贿行为的。《秦律》中规定了官吏的五种过错——夸以迣，贵以大，擅制割，犯上而弗知害，贱士而贵货贝。并以处刑、罚款、申斥(谇)等手段对违反者进行处罚，同时规定挪用公款者，以盗窃论罪。西汉时期惩治贪污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并且制定了独立的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诏六条》，作为处理贪污腐败案件时的主要依据。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代中国反腐立法的里程碑阶段。《魏律》中创辟的《请赇律》，是中国最早的惩治贪污的系统化法律。《晋律》把官吏贪污枉法与不孝、谋杀等重罪并列，作为不能赦免的罪行之一，从而在实际上开创了唐宋及以后赃罪“遇赦不原”的先河。隋唐时期是古代中国反腐立法的成熟与定型阶段。其主要成就是《开皇律》与《唐律疏议》。《开皇律》上承汉律的源流，下开唐律的先河，实质上是汉魏以来封建刑法的一次总结。《名例律》是其中十二篇法律体系的律文首篇，具有总纲性质。它规定了对不同等级、不同犯罪行为论罪判刑的基本原则，并首次在法律条文中规定了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赃罪），总称为“六赃”——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后世大多沿用这种说法。《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它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把有关惩治贪污犯 《唐律疏议》 罪的规定作为法律固定下来，不仅为惩贪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而且成为以后历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并对古代亚洲国家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国际法制史学者将《唐律疏议》与欧洲的《罗马法》相提并论，视其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明清时期反贪立法多沿袭唐、宋，但要更系统一些。作为封建社会后期典型法典的《大明律》更增加了经济立法，对于“官吏受赃”论罪不仅处罚较重，而且定罪标准远比唐代低得多；同时在量刑上主张“轻其轻罪,重其重罪”。除此以外，明太祖朱元璋还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等例令，以大量官民“犯罪”的事例来解释律条，其中相当大部分条款是惩治贪官污吏的。当时律、例、令三者并行，皆具法律效力。明律的内容大多为清律所沿袭，对清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惩戒贪污，严刑不赦。 对于无视国家法律法规顶风作案贪婪竞剖的官吏，历代王朝都以重刑乃至酷刑加以惩治。 商初规定官吏贪得财富、美色者“其刑墨”即在脸上刺刻印记并涂墨。《秦律》规定行贿受贿一个铜钱，就要“黥为城旦”即脸上刺字并服苦役。汉律规定“吏坐受贿枉法，皆弃市”（即在闹市处死，暴尸三日），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禁锢属于资格刑，它剥夺的是犯罪官吏本人及其亲友终身禁止做官的政治权利）。唐律规定，主管官员受财枉法，受贿相当于一尺绢的，要判处杖刑一百，并且一匹加一等，十五匹判处绞刑。而普通百姓盗窃，即使五十匹，只是流放服役而已。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官吏贪污“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甚至凌迟处死。唐宋明清四朝律法皆规定官吏贪污受贿相当于正七品官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的俸禄，就要处以绞刑。 与此同时，历代统治者还对官吏贪污不加宽宥。《晋律》首开赃罪“遇赦不原”的先河。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颁布赦令，罪无轻重，包括死罪在内皆赦免，但特别申明：枉法受财之赃官不在赦列，随之成为唐代的定制。宋太祖、太宗规定在大赦时，对贪官污吏绝不宽恕；还将赃官定为与“十恶杀人者”同罪。辽圣宗耶律隆绪规定：“大小职官有贪暴残民者，立罢之，终身不录。”金世宗完颜雍对贪官污吏不依不饶 “在官已承伏者，虽去官犹论。”同时三令五申“诏吏犯赃罪，虽令赦不叙”。明太祖朱元璋强调：“凡遇官贪污蠹害百姓的，绝不宽恕。”诏令“官吏有犯赃者，罪勿贷。” 3、增俸养廉，强化廉政。 历代统治者认识到官吏俸禄的多少一定程度制约着其廉洁与否。因此，采取提高俸禄（工资待遇）的政策，以推进廉政建设。宋太祖赵匡胤制定了“省官益俸”以养廉的制度。当时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