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规范诗学.docVIP

論唐代的規範詩學 張伯偉 一、引言 這裏使用的“規範詩學”一語，來自於俄國形式主義文學理論中的一個定義。鮑里斯·托馬舍夫斯基（1890—1957）在《詩學的定義》一文中指出：“有一種研究文學作品的方法，它表現在規範詩學中。對現有的程序不作客觀描述，而是評價、判斷它們，並指出某些唯一合理的程序來，這就是規範詩學的任務。規範詩學以教導人們應該如何寫文學作品為目的。”之所以要借用這樣一個說法，是因為它能夠較為簡捷明確地表達我對唐代詩學中一個重要特徵的把握。在過去的文章中，我曾經說“唐代詩學的核心就是詩格”。所謂“詩格”，其範圍包括以“詩格”、“詩式”、“詩法”等命名的著作，其後由詩擴展到其它文類，出現了“文格”、“賦格”、“四六格”等書，其性質是一致的。清人沈濤《匏廬詩話·自序》指出：“詩話之作起於有宋，唐以前則曰品、曰式、曰例、曰格、曰範、曰評，初不以話名也。”唐代的詩格（包括部分文格和賦格）雖然頗有散佚，但通考存佚之作，約有六十餘種之多。“格”的意思是法式、標準，所以詩格的含義也就是指作詩的規範。唐代詩格的寫作動機不外兩方面：一是以便應舉，二是以訓初學，總括起來，都是“以教導人們應該如何寫文學作品為目的”。因此，本文使用“規範詩學”一語來概括唐代詩學的特徵。 二、“規範詩學”的形成軌跡 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者，對於隋唐五代一段的歷史地位有不同看法，比如郭紹虞先生名之曰“復古期”，張健先生名之曰“中衰期”，張少康、劉三富先生則名之曰“深入擴展期”。言其“復古”，則以唐人詩學殊乏創新；謂之“中衰”，則以其略無起色；“深入擴展”云云，又混唐宋金元四朝而言。究竟隋唐五代約三百八十年（581—960）间的文學批評價值何在，地位如何，實有待從總體上予以說明並作出切實的分析。 唐代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黃金時代，假如從詩學的角度來看，則唐代是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大轉折。在此之前，文學批評的重心在文學作品要“説甚麽”，從唐代開始，其重心轉移到文學作品應該“怎麽說”。 章学誠《文史通義·文德》指出：“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這裏的“文辭”當指修飾言辭，有關文學的理論也由此而生。《周易·乾·文言》云：“修辭立其誠。”如果說，修辭屬於“美”的範疇，那麽，作為其根本的“誠”却含有“真”與“善”。《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引用孔子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愼辭哉。”也是強調修辭的重要，所以“言語”為孔門四科之一。孔子一方面說“辭達而已矣”，另一方面在談到辭命的撰寫時，強調在“草創”之後，又須繼之以“討論”、“修飾”和“潤色”。綜合二者而言，卽“情欲信，辭欲巧”，真誠是前提，修飾是手段。先秦時縱橫家也重視行人辭令之美，但缺乏“誠”的美辭，在孔子看來是“巧言令色，鮮矣仁”，是“巧言亂德”。專以巧詞炫人，則如《漢書·藝文志》所云：“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乃不足取者。《周易·繫辭下》云“聖人之情見乎辭”，孔子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所以，古人也重視由文辭以觀人，由賦詩以觀志。《周易·繫辭下》說：“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便具體揭示出由辭以觀人的方法。孟子論“知言”，而說“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這裏，“詖辭”乃偏詖之辭，“淫辭”乃放蕩之辭，“邪辭”乃邪僻之辭，“遁辭”乃躱閃之辭，此為“四言之病”，而“蔽”（遮蔽）、“陷”（沉溺）、“離”（叛離）、“窮”（困窘）乃“四心之失”。因為言從心生，不善之心，能生發出不善之言，從而影響到政治，危害於世事。可以看到，先秦時人儘管對“文辭”頗為重視，但所重者主要還是在其內容，具體到如何討論、修飾、潤色文辭，則較少涉及。 例如作詩文而用喩，自先秦文獻中已屢見不鮮，“博喩”之名，最早見於《禮記·學記》：“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喩，能博喩然後能為師。”又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鄭玄注：“博依，廣譬喩也。” 東晉葛洪寫《抱朴子》，也專列《博喩》篇。但系統總結經傳文中的用喩，並作分類解釋，則要到宋代陳騤的《文則》。所謂“博采經傳，約而論之，取喩之法，大概有十”，而“博喩”卽指“取以為喩，不一而足”。作為“六義”中的“賦比興”，雖然屬“詩之所用”，但漢人的解釋，仍然偏重在其傳達的內容，着意發揮美刺、勸戒之意，和朱熹的解釋完全不同。即便涉及寫作手法，也是籠統之辭。以“比興”而言，鄭玄在《周禮·大師》注中說：“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喩勸之。”將“比興”與政治得失掛鉤，這當然不合其原意。可見，在魏晉以前，儘管已有一些對於“文辭”的論述，但或偏重在內容，或僅作籠統之言。 其实，文學規範的建立，與文學的自覺程度是一個緊密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