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赋而国用足论王安石新财富观.docVIP

——收稿日期：2007-03-13 作者简介：郑苏淮，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宋学；秦红梅，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2007年第3期总第51期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O.3， 2007Serial NO.51 [1]325 宋神宗这次与王安石的对话，奠定了依靠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思想基础，君臣二人达成共识。同年冬十一月，在关于旱灾的一次讨论中，王安石首次与司马光在宋神宗面前发生争论。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 诏学士议。司马光曰：“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王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1]326 关于这次的争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的记载为八月，并说是曾公亮提出“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然后在学士院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论是这样的： 司马光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王安石曰：“昔常衮辞堂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也。”光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财之人耳。”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史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论不已。[2]1628 一般论者没有注意区分这个记载中透露出来的两种财富观的重要差别。王安石的观点是：善理财的人可以增加财富，不增百姓的赋税而可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因此，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说明他已超越了单纯财政收入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增加生产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在根本上解决财政困乏的问题，从而一举改变宋朝立国以来积贫 积弱的局面。司马光的观点则是：天生的财富不在民就在官，原因是“止有此数”。换句话说，在司马光看来，财富是一个不变的常数，不可能因为人的作为而增加总数，人的主观努力与否都不会改变这个常数。十分遗憾的是，王安石怎么论述“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言论没有记载，翻遍史书都是在司马光说完之后记上一句“争议(论)不已”。显然，这“争论不已”一句将王安石的阐发论述给删除了，使后人不得深入理解王安石的观点和想法，成为一个历史公案。 二、《神宗实录》可信度及删除王安石言论的原因 《宋史》和《续资治通鉴》等关于熙宁变法的主要资料来源是《神宗实录》。而《神宗实录》的形成，简直可以称之为“滑稽”。据梁启超研究，《神宗实录》的形成、删定、修改共三次： 一是元(1086-1093)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共同修订《神宗实录》，在修订过程中，陆佃和范祖禹、黄庭坚产生严重意见分歧。黄庭坚对陆佃说：“如公言，盖佞史也。”陆佃则针锋相对地说：“如君言，岂非谤书乎？”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但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并不支持王安石，所以从他的言论中可以推断最初的《神宗实录》中，诬罔之辞是比较多的。 二是绍圣(1094-1097)年间，三省共同呈进台谏的章疏，认为以前所修的实录中，多附会奸言，诋毁熙宁、元丰以来的政事。当国史院取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供文状，竟然说有些事没有依据，仅仅是依据“传闻”而已。可见第一次修订的《神宗实录》中确有许多不实的记载。于是诏命蔡卞等重修《神宗实录》。蔡卞又以王安石所记的《熙宁日录》为依据，将元本涂改而成，因用朱笔涂改而成，号“朱墨本”。 第三次修订《神宗实录》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宋徽宗时，刘正夫提出元、绍圣年间的两次所修《实录》互有得失，当折衷其说，传信万世。另外，徐更进一步说：“神宗正史，今更五闰，未能成书，盖由元、绍圣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故议论纷然。”他主张辅相之家记录，宜尽取用，参订是非，勒成大典。于是徽宗下诏再修《神宗实录》，然而未及成书就发生了“靖康之难”。南渡以后，于绍兴四年(1134)范冲重修成《神宗实录》。 《宋史》所据，即此第三次修订的实录。范冲是范祖禹之子，继其父业变本加厉的污蔑王安石，更加残忍的是他竟然将王安石所著《熙宁日录》和绍圣年间第二次修订的朱墨本《神宗实录》全部销毁。[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