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于性别的法律改革.doc

中国基于性别的法律改革：人权标准和跨国联系的潜在变革 概要： 本文研究了近期中国对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一些修改，这些研究是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对中国缔约国报告做出结论性评述以及在振奋人心的亚洲基于性别的法律制定新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跨国法律程序被形容为国际理论和实践领域之间的桥梁；由此，我们研究了在何种程度上国际妇女人权标准和跨国交流被转化到了具体的实践中。在最终的分析里，我们提出疑问：跨界的承诺和交叉授粉是否足以重新定义法律并聚焦于将法律转化为行动的需要？尽管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体现了一些妇女组织的关注焦点，是重要的尝试性的进步；但这些进步尚不足以反映社会民众组织的全部要求。这些条款的履行仍是最大的挑战。立法者亦不总能将实际转化为法律。当全球化和中国的国内改革催生了全新的经济结构之时，在上述的全球化过程中，他们也刺激了一股女性团体的行动主义的新浪潮。这种进程的成熟，将开辟此种知识转化导致从辞藻到具体行动转变的道路。在最终的分析中，（我认为）这种不断增高的女性团体的行动主义是中国里程碑式的女性法律改革进程中的主要价值。 引言 本文通过聚焦于亚洲令人振奋的基于性别的法律制定新发展和探究人权标准和跨国联系对这些法律改革的影响程度，研究了近期中国对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一些修改。尽管缺少实施条款，但2005年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是中国妇女权利的重要的象征性的成就。这些法律改革可部分归因于国际条约以及他们在妇女问题之民主政策的改革上为中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所确立的标准的作用。 国际性的思潮正在迅速改变着中国妇女运动的态势，但它更激发了妇女群体的思考。人权演说为表达深深感触到的需要提供了一个合法平台，为推动实现这些急迫需要提供了有效框架。虽然全球化导致不平等，但思想的全球化已引起了如今被称作的“下层的全球化”，地区性社会运动已被跨国人权运动所塑造。虽然“权利伸张”只是工具，而非社会及政治斗争的目的，社会运动通过把国家及国际的制度纳入人权框架，已对政治及法律改革施加了重大影响。社会运动的发起促使国家和国际制度作出变革。它在其概念中重构了权利体系，而不是站在人权的对立面。另一方面，社会运动及权利维护者依靠人权组织来抵挡来自专制国家的侵害。 人权的整合、市民社会的介入以及下层的全球化造成了国家法的新发展，并且这种趋势正在增强。社会运动是否引发了改革进程？抑或它们仅仅是改革其中的一部分？社会运动的学者在中国条件下对此问题作出的回答往往不太明确。在中国条件下，人们看到的是日益增长的人权要求推动下的政治与法律改革的复杂混合体，同时还有对人权组织的排斥。虽然人权的备受争议的本质在中国内外已广泛讨论，人权要求的动力却增加了要求权利的可能性，同时孕育了中国女权运动的萌芽，虽然它还很幼小。本论文列举了中国最近在人权框架下关于性别的立法，并且文章中还分析了环亚洲的相似的立法努力。按照本文描述，跨国的立法进程是国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就其本身而论，我们分析国际人权和跨国交流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到现实实践中。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提出问题，即为了重新界定法律和聚焦于把法律付诸实践的需要，跨国参与和交流是否已发挥它们的最大作用？ 我们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拥护者一道进行的关于法律改革和支持项目的工作，强调以国际的眼光和比较的视角看问题，这与依靠单方面的经验和视角是相反的。虽然美国经验意义重大，但是就像将要在文章中看到的那样，更好的方法是采纳采纳多重视角、考虑多种可能性，这也使得其背景更有意义。 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CEDAW）和其他国际参与推动和支持了中国妇女权利的发展。妇女组织与国际组织合作，促进中国法律的有积极意义的变更。至少，国际舞台为中国妇女组织与外国同类组织为共同的事业而合作提供了新的途径。 不同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的妇女组织网络与他们的中国同事分享着策略与经验。全球会议同样推动了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女权民间组织的工作的开展。Post-Beijing，妇女组织参加到若干国际与地区活动中去，这些运动拓展了中国妇女组织的视角，帮助形成了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及其他有关妇女的法律的必要建议。 在最后的分析中，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建议采取了一些重要但试验性的步骤来表达妇女组织的关注点。然而，这些步骤没有反映出市民社会组织的所有关注点，这些条款的执行也遇到最大的挑战。徒法不足以自行。考虑到执法部门的专断且有时反复无常的本质，在中国书本上的法律与法律解释、法律执行之间经常存在着鸿沟。 我们认为，虽然像“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一类的国际组织和运动能够丰富观点，推动妇女状况的改善，确立衡量进步的标尺或晴雨表，但是国家同样能够在国际标准的外衣之下遮掩变革，因此使并不彻底的变革合法化。 第一部分 行动的呼唤：保护妇女权利和利益之法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