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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石器研究的进展和差距 作者：陈淳????新闻来源：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点击数： 35????更新时间：2007-2-6 过去十几年里，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已经突破类型学和年代学的窠臼，扩展到了人类行为的诸多方面，采用的技术和方法也从过去的直观和推测转向多学科交叉和高科技手段的应用。本文想约略回顾一下我国旧石器研究的新进展，并与国际现状做一对比以了解差距。 最新进展 ??? 石料分析? 过去，我国旧石器的石料分析只是类型学研究的一个附属部分，而现在它成为产地、技术分析和生产策略的重要信息来源。这一进展是从突破类型学框架开始的。比如王建等指出，北京人遗址、泥河湾以及丁村旧石器文化之间的可比性很差，这是因为三地原料差异很大并决定了石制品的不同。１９９４年卫奇在对泥河湾半山遗址的发掘中注意到石核大小和剥片受石料的影响很大。１９９８年，陈淳和沈辰在小长梁遗址发掘中用实验证明，石制品很小是由于石料裂隙发育所致。裴树文等分析了东谷坨的石料，探讨了直立人获取石料的三种途径。高星指出周口店１５地点高达９５．２％的石英，制约了石器技术和文化面貌。杜水生对泥河湾石料来源分析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古人类主要采取就近采集石料。但是自晚期开始，选料策略发生了变化，开始精心选择和追求优质石料，优质石料的运输远达１０公里以上。王益人通过对周口店第１和第１５地点石料的分析，认为环境因素是遗址中原料选择和技术变革的直接因素。 打制技术与实验? 砸击法被北京猿人用来处理脉石英，由于中国境内好石料不多，因此砸击法生产的石制品分布很广。于是，砸击法一度被看作是联系我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纽带。现在我们知道，砸击法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技术。连黑猩猩都会用石头砸击核桃，因此古人类采用这种技术无需专门的训练和传统的继承。 自丁村遗址发现后，许多学者讨论碰砧法并进行了初步的实验。但是用系统和有控制实验来研究碰砧法是从９０年代开始的。李莉认为，碰砧法和锤击法产生的石片区别不是很大，用同一类石料打片难以区分两种技术的产品。沈辰和王社江也认为，单凭破碎特点不能有效将碰砧和锤击石片区分开来。王益人通过精心设计的打片实验，否定了丁村遗址主要采用碰砧技术的传统看法，认为碰砧石片完全可以用锤击法生产，丁村也没有发现确凿的碰砧石核。 高星对周口店１５地点的研究发现，虽然脉石英比重很大，但是石核剥片已经主要采用锤击法，砸击技术退居次要地位，表明古人类已经能够用锤击法熟练加工脉石英这种劣质石料，并根据原料不同的形状采取不同方式生产石片和加工石器。 拼合研究? 拼合是一种分析打片程序和人类生产活动的方法，现在被用来提炼人类行为和遗址利用的信息。我国拼合研究首先是在泥河湾尝试的。１９９０年，中美学者对东谷坨石制品的观察中，首先进行了拼合尝试，将２３件标本拼成１１个拼合组。之后，谢飞对岑家湾８９７件石制品进行拼合，有１３１件可以拼接，拼合率达１４．６％，表明遗址为原地埋藏。后来，岑家湾１９８６和１９９２年出土的石制品被放在一起拼合，１３８３件石制品中有三分之一可以拼合，拼合率为３３．４％。１９９０年飞梁遗址的发掘也采用了拼合研究，共有９个拼合组，拼合率达１７．６％。李超荣等对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出土的２６５件骨片进行拼合研究，７９件骨骼被拼合成３３组，４５件上有人类砍砸、切割和刻画的痕迹。 微痕分析? 微痕观察是人类行为及经济形态分析的重要方法，上世纪８０年代引入中国，但是系统的实验分析要到９０年代才开始。比如侯亚梅对周口店第１地点和马鞍山遗址石制品的微痕分析，黄蕴平对山东沂源上崖洞石制品的微痕分析，夏竞峰对实验刮削器的微痕观察等。沈辰和陈淳系统介绍了微痕分析低倍法原理，并对小长梁石制品进行了微痕观察，发现一些初级石片上留有加工肉类和少量植物的痕迹。 类型学? 旧石器类型学一直被作为衡量文化关系和建立文化传统的尺度。过去十几年里，我国学者已经认识到这种方法的缺陷，开始从石料、人类行为、埋藏环境等方面来考虑复杂因素的作用。比如，北京人和丁村旧石器一直被认为是两类不同文化的代表，这是因为我国学者一度认为，石器的大小和打制方法是人类世代传承的。有学者根据主观建立的类型学大小标准，将丁村５４１００地点的石制品归入了以周口店第１地点为代表的“小石器”传统，王益人则认为，丁村不同地点石制品大小有异的原因是河流搬运和分选的结果，并不是两种文化传统的人群在汾河流域共存。他进而对贾兰坡著名的华北两大旧石器传统的划分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石制品大小不一定为人类刻意造就，而是受制于自然环境的结果。 生存策略? 如何从遗址利用和遗物分布来了解古人类的生存一直是我国旧石器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是在过去１０年里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王幼平等对湖北鸡公山遗址的发掘，揭露出近５００平方米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