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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的非民事合同性分析及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胡涛 　　道路交通强制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运行已有两年多了，司法实践对交强险性质认识存在着种种误区。虽然交强险是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并与投保人签订“合同”，但其不具备民事合同的基本特征，作为保险合同的商业保险公司一方在运作交强险过程中无法现实其商业目的，所谓“保险合同”仅仅是国家运作交强险的形式，不能简单的用民事合同的相关原理来处理交强险中的实务问题。 　　一、民事合同应具备的基本体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人不得非法干涉”。上述基本规定，明确了民事合同的基本特征：第一、合同主体的双方享有自愿的选择性，任何一方没有权利强制另一方与其成立合同，法律也不强制干预双方订立合同;第二、合同双方享有平等的就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等进行协商，即合同内容是合同当时平等协商的结果，内容的约定性，不带有法律的强制性。至于民事合同的基本原则就不再提了。民事合同的上述特征使产生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即对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约束力，非合同的当事人不能就合同主张权利，合同当事人也不能基于合同而要求合同以外的人承担义务，也即合同的相对性。 　　二、交强险在运行过程中的特征 　　交强险与商业保险最大的区别是其强制性，其运行环节与其他商业保险有着诸多的不同，其强制性体现在各个环节，这些不同导致了交强险不具备民事合同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交强险的主体是保险公司和车辆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虽然都不是国家机关，但对是否成立交强险法律关系，都没有选择性，无法体现民事合同的自愿性。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所有机动车必须投保交强险，即投保人没有权利选择自己是否投保交强险，而只能根据法律的规定被强制投保;作为保险人，不仅未经保监会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而且即使有资格从事交强险业务，当负有投保交强险义务人选择某一可以从事交强险业务的公司投保时，该保险公司没有权利选择是否为其办理交强险，而是必须接受其投保，与之形成“保险合同”。 　　第二、保险“合同”内容不具有协商性，不能体现主体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有些商业保险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要经过保监会的审核，但毕竟是保险公司制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基本都会通过审核，保险条款为民事合同中的格式条款，虽然不能直接代表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但它至少可以代表合同一方的意思表示，是格式条款。但交强险的保险条款保险公司无权拟定，必须使用全国统一的由保险会制定的《交强险保险条款》，保监会作为行政机关，其制定《交强险保险条款》是行政权利运行的结果，带有行政立法的性质，体现其行政性、强制性，不具有民事性。保监会不代表保险人也不代表投保人的意志，对保险主体权利义务的设定体现为强制性，保险费率的基本费率也是由保监会统一规定。这些都使得保险合同的内容无法体现“协商性”，无法体现“合同”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 　　第三、“合同”签订后，不能自由变更。作为民事合同的当时人可以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随意协商变更合同的有关内容(在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下)，商业保险也是如此。而交强险在保险期间，投保人和保险人不能协商变更或终止“合同”。即便是“合同”变更只能是行政机关做出具体的行政行为而变更，例如保险条款中保险金额的调整，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均无权决定，只能由保监会行使行政权利调整，保监会调整保险金额后可直接适用于以后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与投保交强险的时间无关。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公告》明确规定，调整后的交强险责任限额自2008年2月1日实施，而与投保交强险的时间无关，这充分说明，“合同”的变更是行政行为的结果而不是民事行为的结果。 　　第四、保险人和投保人成立交强险“合同”，是主体双方法定义务得以履行，而不是权利得以实现，而民事合同的成立和履行是实现合同当事人的权利或利益，至少是实现一方当事人权利或利益。根据《交强险条例》的规定，保监会有权要求保险公司从事交强险业务，即保险公司会被动的办理交强险业务，虽然现阶段保险公司办理交强险盈利很多，保险公司也争着履行此“义务”，但在不久的将来保险公司办理交强险业务的盈利也将趋近于零，即不盈利不亏损。作为商业机构的保险公司，赢利是其唯一的目的，若某项业务不能盈利而由必须做时，对它来说完全是种义务。而作为投保人，虽然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可以请求保险金，但受害人可以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向保险人主张，保险人必须把保险金直接支付给受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