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科学文化教育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供参习.docVIP

科学文化教育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学习这一章主要是了解我军科学文化教育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产生的客观必然性，把握科学文化教育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原则、目标和主要方法。 这一章主要介绍三个问题：科学文化教育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由来及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二、科学文化教育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基本原则；三、科学文化教育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目标及主要做法。 科学文化教育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由来及产生的客观必然性 什么是军地两用人才，现在军内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所谓两用人才，就是具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才能，以适应军队和地方两种工作需要的人才，是指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成果，能够为军队和地方建设作出贡献的人。所谓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是指根据军队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对官兵进行军事训练、政治训练、科学文化教育和民用技术训练，把官兵培养成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军队和地方都适用的合格人才。 （一）科学文化教育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由来及其发展 科学文化教育，是指我军有计划地向官兵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活动。它是部队教育训练的内容之一。 我军科学文化教育的产生要追溯到建军初期。著名的“三湾改编”建立起来的政治工作制度，就包括上文化课的制度。1928年11月，红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就把“士兵识字运动”作为红军政治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1930年，又把以识字为主的文化教育作为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的重要职责。识字活动的开展，对提高红军的军政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新情况和新任务对我军的要求，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开展“习文练武”活动，把文化教育同政治、军事教育一样，列入部队正规训练的基本内容，并在时间上作了明确规定。全国解放后，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起步，中央军委在1950年颁布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决定从1952年6月到1953年5月，用一年时间，普遍进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全军迅速掀起了“以干部为首要，以扫盲为重点”的文化教育运动，这项工作比较好地坚持到了五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科学文化教育被迫中断。1978年12月19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遵照邓小平关于要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提高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本领的指示，联合发出通知，规定全军各部队从1979年起，把科学文化教育正式列为部队教育训练的一项内容。从此，我军科学文化教育走上了正规化、制度化的轨道，给政治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1977年年底，我军开始把科学文化教育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联系了起来。从全军的情况看，这一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群众自发学习阶段（1977、8至1982、9） 科学文化教育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思想，最早是由邓小平提出来的。1977年12月，他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重申了毛泽东关于军队要办成一个大学校的思想，明确指出，军队的教育训练“只着眼于军队本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0页）。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极为重要的指示，没能得到及时的宣传和贯彻执行，1978年3月，中央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学习科学文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鼓舞了官兵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许多官兵自发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自学成才活动。对官兵的这种求知成才活动，当时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不仅不予积极支持和正确引导，反而规定了许多“不准”，来限制这种学习活动；另一种则认为，求知成才，合情合理，应加于支持和引导。于是有的单位从实际出发，利用业余时间，组织青年官兵学习文化和专业技艺，有的还成立了各种形式的专业技术学习小组。1981年，全军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推广了一些基层单位学习科学文化和专业知识的经验，这些经验侧重于解决兵难带、工作难做、干部难当等问题，没有提出如何把这一活动引向深入的具体措施。 领导发动阶段（1982、9至1983、5）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赋予我军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军不仅要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而且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这就给全军科学文化教育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工作以极大的鼓舞，许多部队开始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也得到了军委、总部领导同志的支持和倡导。1982年10月，杨尚昆、余秋里、宋任穷先后在反映济南军区某团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国内清样》上作了重要批示。接着，总政治部专门召开座谈会，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亲自听取了南京军区某师、成都军区某团等单位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