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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刑事和解福检6:23080/learningshow.asp?id=187newstype=2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 摘 要：近年来刑事和解程序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符合加害人、被害人的利益诉求，同时由于其还能够起到节省诉讼资源、吸收公众不满、促进和谐社会建构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国家也能从中受益。从冲突各方利益衡量的角度，本文分析了刑事和解制度推行的现实基础条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可能面对的问题，最后从检察机关的角度，探讨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其应扮演的角色及应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刑事和解 利益衡量 检察机关 ? 自贝卡利亚时代以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始终致力于提倡一种以无罪推定为基础，以辩护制度、口供自愿法则、传闻证据规则等证据规则为保障的司法哲学。这种司法哲学发生作用的前提，是存在着针锋相对的控辩双方。而这种基于控辩双方的对抗而存在的司法模式，有学者称之为“对抗性司法”。[1]与这种“对抗性司法”相伴随的是，犯罪被认为是孤立的个人侵犯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国家与犯罪人被认为是整个刑事司法过程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两方，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对抗与合作也是发生在该两者之间。国家基本上垄断了公诉权的行使。刑事追诉活动由国家机构依职权发起，不受被告人、被害人意志的影响。诚如学者Zeder所言，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国家不仅仅窃取了‘冲突’，而且还通过迷人的法律语言将社会相互联系和冲突的戏剧效果和感情转变为适用刑事程序的技术性过程”，使得冲突隐而不显。[2]由此，与民事诉讼奉行当事人处分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法益受到更加严重侵犯的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反而处于绝对的边缘地位，成为被遗忘的人。 然而，近年来随着刑事和解在刑事诉讼中越来越多的运用，这种格局慢慢发生了变化。就轻微刑事案件而言，如果加害方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司法机关往往选择作出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或者判处非常轻缓的刑罚。在案件适用范围上，刑事和解也由一开始的轻伤害案件逐渐发展到过失犯罪（如交通肇事）、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类型上。从某种意义上看，甚至某些可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也由于和解的达成，达到“枪下留人”的目的。[3]从目前刑事和解在各地的适用情况来看，普通民众、司法界乃至法学界，均持较为一致的肯定态度。在笔者看来，任何一项制度的推行均需具备相应的基础及条件，在推行过程中也容易遇到一定的困难与障碍。本文试图分析刑事和解制度推行的现实基础条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可能面对的问题，最后从检察机关的角度，分析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其应扮演的角色及应发挥的作用。 一、为什么和解 （一）从加害方角度的分析 按照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案发后加害人往往先被刑事拘留，随后则是逮捕、提起公诉直至审判等一系列的诉讼程序。在审判之前，被告人往往面临较长时间的审前羁押，审判定罪之后，即使其面临的刑罚较轻（通常是短期自由刑，也有少量的管制刑或缓刑的适用），但是一个“罪犯”的标签也足以使其名誉尽失，斯文扫地。实践中不乏因被判刑而失去工作，无法继续学业，甚至家庭也处于崩溃边缘的例子。监狱服刑的经历给被告人以耻辱的烙印。背负着这一烙印，罪犯出狱后往往为社会所排斥与贬抑。而羁押场所人满为患的现实也使得其丧失教化的功能，变成学习犯罪技术、交流犯罪经验的场所。尤其是针对轻微犯罪的短期自由刑，有学者批评其“威慑无功，教化无效，学好不足，学坏刚好”。[4]根据2004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该区看守所400名短期服刑人员开展的一项实证调查，结果显示，有56.2%的人表示对前途忧虑，不知道出去后将来如何发展；53.6%的人认为监禁刑在其心理上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性格压抑，甚至人格扭曲；49.3%的人认为在看守所容易学到不好的东西。[5] 定罪判刑对其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加害方有足够的动力和积极性寻求各种可能使其得到法律从轻处理的措施。刑事和解的出现提供了不错的选择。以轻伤害为例，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和解，只要不具有其他特别的情形（例如涉黑打架斗殴），检察机关往往直接作出不批捕或者不起诉决定，即使已经开庭审判，法院也往往选择判处相当轻缓的刑罚。 （二）从被害方角度的分析 一般来说，被害人除了报应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被害恢复的需求。而被害恢复除了心理上的恢复外，物质上恢复显得尤其重要。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获得足额的民事赔偿是绝大部分被害人都可能提出的要求。就报应需求而言，在和解前加害人往往已经被采取了强制措施（通常是拘留或者已经被逮捕），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其报应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下一步，如果司法机关通过成功的起诉，被告人通常会被判处比较轻微的短期自由刑。但与此相伴随的，在被害人报应需求得到最大满足的同时，其也面临着因犯罪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能否得到弥补的困惑。因为案件如果被诉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