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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为何被称为“乱世” [摘要]从大历史的视角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秦汉旧秩序的瓦解期，又是隋唐新生机的孕育期。贯穿于两个过程之中并对历史走向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因素，就是世族与国家关系及其交互作用机制。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黑暗的“乱世”。在此期间，连绵不绝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持续不断的族群侵并、政权倾覆，频繁的人口迁徙和灾难；只有西晋短短36年，勉强算是名义上的“统一”，但其内部冲突和争斗亦极为惨烈。长达400余年的时间里，多重矛盾交错并织，形成了一个巨大而持久的“历史漩涡”，素为治史者所慨叹。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秦汉旧秩序的瓦解期，又是隋唐新生机的孕育期。贯穿于两个过程之中并对历史走向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因素，就是世族与国家关系及其交互作用机制。 黄巾起义 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魏晋南北朝历史，是秦汉秩序瓦解的产物。其起点，可追溯到公元184年的汉末黄巾大起义。这场起义既是东汉末年乱局的开端，也是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一方面，东汉末期的皇权不振和宦官、外戚等“寄生势力”野蛮生长，导致国家治理中枢衰朽不堪；另一方面，士族豪门持续扩张，形成了累世公卿和累世经学的权势垄断。特别是，东汉豪族大量占田、匿户等，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也使得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民”不断流失，导致国家经济能力持续下降。加上地方治理失效、频繁的水旱灾害，继而形成大规模的流民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的不断累积，造成国家治理结构性失调和系统紊乱，最终激起民变。由此，引发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百姓流离失所，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无序状态。魏晋南北朝历史变局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就这样倒下了。 黄巾起义后，不同的地方政权，或以强化集权能力为目标，或以强调世族主导利益为导向。最终，曹操集团以“唯才是举”的策略，广泛吸纳各阶层人才，并通过屯田制等有效组织手段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击败了以世家大族统治为依托的河北袁氏集团，统一了黄河流域，进而在魏蜀吴三国竞争中逐渐胜出。 曹魏后期，司马氏通过与当朝世族大姓联姻或政治结盟的方式，获取大姓的支持，同时暗中培养军中势力，以残酷手段夺权。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三家归晋，版图恢复了初步的统一。 八王之乱 宗室外戚相互杀戮 西晋的建立，是司马氏及其亲附的世家大族互为依托、相互利用的结果。这次短暂的统一，可看成东汉的“回光返照”。但东汉末期国家治理的深层结构矛盾，一个也没有减少，且有不断加深的趋势： 一方面，为回报世族大姓和亲附势力，西晋王朝对曹魏以来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加以改造，垄断选举制度，将官职品级与世族门爵的高低挂钩。同时，恢复世袭的五等爵制，并通过占田制等制度安排，承认世族大姓在土地、奴婢占有方面的经济特权和既得利益。由此，进一步强化皇族及名门望族中的权力垄断，使世族政治进一步固化，极大地助长了贪暴恣肆和奢侈风气，为门阀政治恶性演变开启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吸收曹魏失权的教训，推行州郡解兵措施，裁撤郡国军队，同时大封同姓子弟为藩王，并鼓励藩王出镇领兵，以拱卫皇族，导致郡国守备薄弱，地方控制力下降。而诸侯藩王有领兵权，无形中为内争埋下了伏笔。 西晋统治者的政治短视，在王朝中枢权力安排方面也有体现。晋武帝司马炎指定的接班人晋惠帝，天生憨痴，无力治理朝政。当时“天下荒饥，百姓多饿死”，晋惠帝闻之，竟问臣下：“何不食肉糜？”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素有干政野心，最后竟然勾结藩王作乱，引发宗室、外戚之间的内斗，酿成“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持续16年之久，宗室诸王相互杀伐，人民流离失所，经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最终，诸王相继败亡，西晋国力也被严重透支，处于瓦解边缘。时人所谓：“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衣冠南渡 皇权与世族的“弱平衡” 西晋灭亡后，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地区为多个胡、汉割据政权控制。南方地区，经永嘉之乱后，琅琊王司马睿在南迁的中土世家大族的扶持下，定都建康，是为东晋元帝。 东晋王朝，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江南吴地士族的联合专政。其权力结构，是弱皇权与强宗族的“弱平衡”模式。一方面，司马睿以支裔藩王身份而据大统，资历浅，威望低，影响力也弱，需要依仗南渡的北方世族豪门支持。另一方面，南渡的世族则需借助皇室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才能维持门第和家族利益。因此，司马睿是名义上的天子，但南迁的北方世族门阀势力才是东晋局势的实际掌控者。东晋建国初期，皇室最仰仗的是琅琊王氏。其中，王导在内主持朝政，司马睿称其为“仲父”，王敦在外统领军务，故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在世族门阀主政的情势下，东晋皇族一方面要依靠南迁世族的支持，才能维持偏安统治；另一方面，东晋皇帝又以“共主”身份，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