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之商榷.docVIP

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之商榷 王俊义 乾嘉学派亦称乾嘉汉学，或朴学与考据学。由于它是清代居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因而在近年来兴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海内外学术界对之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讨论。学者们就讨论中所涉及到的该学派一些基本问题，相互争鸣诘难，看法不尽一致。其中，关于该学派产生、形成的原因及其派别划分问题，就是讨论较多、分歧较大的两个问题。这里拟提出些商榷意见，以求教于方家。 关于乾嘉学派产生、形成及其兴盛的原因 乾嘉学派为什么在清代产生、形成并逐渐兴盛？这是研究乾嘉学派时首先提出并应予解决的问题。对此，清末以来，章太炎、梁启超等人主要从清廷的文化专制政策——滥行文字狱加以说明。如章太炎在《清儒》一文中，开宗明义即说：“多忌，故歌诗文史；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①ａ］梁启超也谓：“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讲习。然英俊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②ａ］自此而后，学术界在论及乾嘉学派产生和形成的原因时，大多采纳章、梁之说，几成定论。８０年代以来，才有些学者从清代康乾盛世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和统治者对学术的提倡等角度去解释，认为文字狱并非是乾嘉学派产生的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因；也有些学者提出“文字狱和乾嘉学派并无必然联系”。随后，又有学者从学术思想本身的发展说明乾嘉学派的成因，认为乾嘉学派是清初反理学思潮的延续和发展，应从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寻求乾嘉学派产生的原因。前不久，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专门就“乾嘉学术”进行座谈讨论，在论及乾嘉学派产生的原因时，将上述三种观点分别概括为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外在因素说，以及内在因素说，并予以评论：“无论是从外在或是内部的层面，来探讨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都有相当的可信性。然而相对的，也各自具有不能全面照顾的缺憾。因为一种学术风潮的勃兴，并不是一蹴而成的，往往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考据学自然也不能例外”。［①ｂ］ 我在８０年代初曾发表《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与《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②ｂ］两文，针对清末以来多数学者将乾嘉学派的产生仅仅归之为文字狱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种观点失之简单和偏颇；而把乾嘉学派的产生和兴盛与康乾盛世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乾嘉学派是康乾盛世产物的结论。这种看法是基于下述认识，即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的产生，多决定于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而思想本身发展演变的规律虽对其有作用，但它也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条件。故我们不能就思想论思想。再者，统治阶级的政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促进或遏制学术思想的发展与变化，而不能从根本上决定其产生和消灭，所以不应过分夸大文字狱对乾嘉学派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具体说来，清代康雍乾时期，出现了史称的康乾盛世，此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得到确立和巩固，形成了政治上近百年相对安定的局面，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环境。与此同时，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经济，无论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都有长足的发展，正如有些史籍所记载：“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余年，故海内殷富，素丰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③ｂ］。经济上的发展和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乾嘉学派之所以能蓬蓬勃勃兴盛发展，正依赖于康乾盛世所奠定的政治和丰厚的物质基础。 除了政治经济因素外，学术文化能否获得发展，还要看统治者是否予以支持和提倡。而康雍乾历朝统治者恰恰又都比较重视和提倡封建学术文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大力倡导和编纂各种典籍。从康熙到乾隆，几乎对所有儒家经典都重新进行了疏解、汇编和刻印。同时，又以巨大的人力、财力编纂各种大型图书，诸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既使当时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如纪昀、戴震、王念孙、邵晋涵等学者的学术思想得以施展和发挥，又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读书治学的资料、工具书等便利条件。当《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清廷分别在北京、承德、沈阳、杭州、扬州、镇江及宫中修建七阁存放，使更多的文人学者得以阅览，使浩如烟海的群籍得以充分利用。所以，有人说：“四库全书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对学术的倡导，一些封疆大吏也都热心提倡学术，诸如王昶、朱筠、毕沅、阮元等，他们本身既是学者，又是政府要员，都热心提倡学术，纷纷创办书院经舍，主持编纂书籍，支持赞助学者著书立说。上行下效。一时间，搜书、编书、校书、刻书、藏书蔚然成风，形成了浓厚的学术风气。甚至一些大的盐商也都附庸风雅，召幕文人学者，编纂、汇刻各种书籍，乃至修建书楼，以搜书、藏书。乾嘉学派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