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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少上述四个筹资渠道的情况下,许多非营利组织的资金筹集,一部分来自于组织成员自掏腰包,自己承担服务所需费用;另一部分则是接受国外境外基金会援助。 但是,这样两部分的资金筹集既不稳定也无法持久。组织成员自掏腰包承担服务经费是基于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服务对象的爱心,自身收入的多寡以及自身及家庭支出的变化,都会影响这部分资金的筹集。国外境外基金会的援助要受到相互间宗旨的契合度、相互间信息的沟通度、相互间合作的信任度、相互间目标的达成度等因素影响,而最主要还要受到国际经济发展景气状况的影响,在经济低迷、金融危机频发的当今世界,靠国外境外基金会的资金援助也是没有持久和稳定可言的。 2、原因分析 (1)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非营利组织的法定地位及其背景因素 在中国,从事公益性服务事业的组织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此类组织被称为“国家事业单位”; 另一类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此类组织被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简称‘民非’)”,本文所讨论的非营利组织(尤其是草根性非营利组织)大多属于“民非”组织。 从法律文件的定义可见,此两类组织的最大区别有两点:其一是举办者不同。事业单位主要由国家机关举办,而“民非”主要由社会力量举办;其二是经费来源不同。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举办”,而“民非”组织“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上述特征表明,非营利组织得不到国有资产即政府财政资助是由其法定地位及其与国家政府机构的关系确定的。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在财政投入的方向上是“公私分明”的,不向民间举办的非营利组织投放资源,被认为是坚守国有资产“纯洁性”的原则,因此,民办非营利组织不能获得政府财政资助便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民慈善捐赠文化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社会已经步入能满足基本温饱的小康阶段,普通民众也有了比以往更强的慈善公益捐赠意愿和能力。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灾后的公益募捐状况清楚显现了中国国民的这一变化。但是,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公益慈善捐赠无论就覆盖范围还是规模数量都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尚未形成与其经济规模相衬的公益慈善捐赠文化。 原因之一是,国民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合理,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得贫困者无力捐献,而暴富者无心捐献。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利用非正常途径和手段获得巨大财富者,一是没有慈善公益的情怀而不愿意参与公益慈善捐赠,二来害怕露富遭致社会质疑而不敢参与公益慈善捐赠。 原因之二是,相当数量的企业缺乏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根据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一项调查,只有1%的企业家关注慈善活动和慈善捐款。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作为个人而言,富豪们无疑是最具经济捐赠实力的个人,而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4年中国慈善榜”中,其评出的100位中国富豪七成没有出现,上榜富豪们的捐赠一般也只占其资产总额的百分之几。 原因之三是,政府税收优惠政策的鼓励力度不够。一般而言,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非营利组织自身的优惠;二是对面向非营利组织的捐赠方的优惠。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政策不明确、不具体、不系统。目前以所得税优惠为主,范围也比较局限;同时在财产税,以及我国主要的税种——商品税中,缺乏对非营利组织的专门规定,尤其缺乏对民间成立的非营利组织的优惠措施。 (2)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非营利组织先天发育不良造成社会公信力不足 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组织运作及行为的非规范性;组织及个人的腐败和争名夺利行为;由于狭隘的小农意识而引发的恶性竞争以及违背非营利组织的非政治化原则等问题。由于上述缺陷造成非营利组织在善款使用方面的不公开、不透明甚至侵吞挪用,严重影响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使得社会民众不愿意将公益慈善捐款交给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和使用。 ——非营利组织后天能力不足造成社会影响力低下 这里所说的能力是综合来看的,包括一个组织的活动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扩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小,成员比较少,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就比较弱,加上组织管理不规范、不透明、不民主,又缺乏评估和社会监督,使得它们在参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涉及面窄,覆盖人群少,发挥作用小,在政府继续掌控福利资源并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大格局下,非营利组织的存在似乎可用可无,难以承担政府“卸载”下来的公共服务生产与供给职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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