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老与我的新闻从业之路.docVIP

何老与我的新闻从业之路 　　何老，即何微先生，一位中国新闻界的传奇人物。 　　我与何老“结缘”于风景秀丽的珞珈山。1986年夏，我完成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业留校任教。当时，武大新闻系新成立，因新闻人才走俏，很快成为热门专业。刘道玉校长力排众议，聘请年近古稀的何老“出山”，创办新闻研究所，更在校内外引起不小反响。恰好，我的同乡刘惠文在新闻系任教，后来又考上何老的硕士研究生。在他引荐下，我有幸结识仰慕已久的何老。 　　（一） 　　也是樱花盛开的季节。 　　一天下午，我和惠文相约拜访何老。我们沿珞珈山南麓山路，走到一栋五层楼前。这是学校新建的教授楼，只有德高望重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登上三楼，敲开房门，笑容可掬的何老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 　　“哎呀，我现在也成了单身汉，屋里乱糟糟的，你们别介意。随便坐，自己倒茶啊！”何老微微驼背，脸庞清瘦，但步履矫健，精力充沛。他说话之间摘下老花镜，从橱柜拿出茶叶、茶杯，端来热水壶。 　　1984年调任武大之前，何老担任陕西省社科院院长。早年，他勤奋耕耘于新闻、教育战线，是一位老革命、老报人、老教育家。丰富的新闻阅历、深厚的理论功底、执着的创新精神，奠定了何老在新中国新闻界独一无二的地位――“西北何”。以改革著称的刘道玉筹建武大新闻系时，四处物色有影响力的“掌舵人”，遇见何老，一拍即合。刘校长“三顾茅庐”，何老欣然南下，演绎一曲“西北何”变身“华中何”的佳话。 　　宝刀不老的何老一到武大，就新闻系的发展方向、学科建设、研究重点等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并发挥独特影响力，整合各方资源，聚集“人气”“精气”，推动武大新闻系后来居上，快速跻身全国高校新闻系排名“三甲”。 　　然而，眼前的何老丝毫没有架子，分明就是一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老人。客厅案几上，摊开一部《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初稿，是何老正在校勘的新作。我们搬来椅子，面对面坐下，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新闻学的传承与创新、新闻界的现状与积弊，仿佛是面对一座徐徐开启的新闻“宝库”。 　　“现在，新闻界也是百废待兴！很多新闻，导语都是写‘最近’怎样怎样、‘不久前’怎样怎样，这是掩盖新闻嗅觉迟钝，是记者工作不称职的遁词！”讲到激动之处，何老声音逐渐升高。他点着一根烟，两指夹着，绕室踱步，眼神里似乎透出一位职业报人临阵冲锋的神采。 　　一谈两小时，到了晚饭时间。我们准备起身告辞，但何老一把按住：“都别走！晚上在这儿陪我这个单身汉，吃饺子，喝啤酒。”说罢，他换上皮鞋，跨起竹篮，乐呵呵地拉开门，去附近菜市场买饺子。 　　“一位十足可爱的老人！”这是何老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对于我这个新闻“门外汉”，何老毫不排斥，有问必答，与他自己所带研究生一视同仁。本来，我是研究中国古典文论的，对新闻学并无认识，听了何老一番话，对新闻学也产生了兴趣。此后，一有机会，我总喜欢和何老几个研究生一起，去他家里听课、聊天、蹭饭，成了他“半个弟子”。 　　1988年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浪潮汹涌，武大校园气氛压抑，促使我萌生去意。此时，中国新闻社派人来武大选调毕业生。何老得知我有意涉足新闻，便极力推荐我，并给时任中新社总编室主任的蔺安稳写了一封热情周详的推荐信――因首次披露秦始皇兵马俑而一举成名的蔺安稳，毕业于何老一手创办的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与何老有师生之谊。 　　“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需要年轻人！”在他们的感召与帮助下，我告别学习、工作了9年的珞珈山，走上新闻从业之路。 　　（二） 　　1988年9月底，我拎着两只行李箱，第一次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广州。中新社广东分社的牌子挂在海珠区泰康路一排骑楼之间。我穿过一楼木材杂货铺，上到二楼报到，正式成了新闻界一员新兵。 　　来广东之前，我对中新社一无所知。临行之前，我登门请教何老：“如何做一名中新社记者？”何老笑眯眯，一五一十，不厌其烦，给我讲述中新社的历史、稿件特点、发稿对象，并从书架中抽出一本中新社特稿选，对照分析，评点优劣，算是为我“恶补”了一课，“胜读十年书”！ 　　武汉、广州远隔千里，但何老没有忘记我这个“编外”学生，经常致电询问情况，关注我的成长。“写了多少稿？有没有困难？要不要帮忙？”何老电话里重复最多的，就是这几句话。只要听到我有畏难情绪，他总会加重语气，叮嘱“要有勇气、有胆识、有毅力”。偶尔，他也会幽默一下：“我是一头老黄牛，趁现在还有余力，用得着时，你们尽管使唤啊！” 　　逢年过节，我会按时收到何老亲笔回复的贺卡。贺卡上，笔迹颤抖，嘱咐温馨，一笔一划寄托着一位新闻前辈的厚望。这些贺卡，我至今收藏在抽屉，也珍藏在心底！ 　　幸运的是，我来中新社广东分社报到，蔺安稳已调任广东分社副社长，算是我当记者后第一位领路人。老蔺为人随和，宅心仁厚，成名虽早，却工作勤奋。分社老少都亲切地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