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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启蒙运动 对人力充满信心的世纪 　　说到启蒙运动，近年来不少学者强调这一运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他们或者按国别区分出英国的启蒙、法国的启蒙、德国的启蒙，或者按照年代区分出早期的启蒙和晚期的启蒙。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有必要回顾一下彼得?盖伊40多年前在《启蒙时代》一书中的论述：“启蒙运动的参与者对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十分确定。除了一些次要问题上的分歧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为一种世俗、合理、人道、和平、开放、自由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鼓与呼。他们的共识有力地证明了启蒙哲人大家庭的存在：虽然时有分歧和争执，但因世界观和理想而基本上团结在一起。启蒙哲学强调人必须自主：人要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合理利益和自我发展负责，进而不可避免地扩展为对人类同胞的福祉负责。” 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与他的著作《启蒙时代》 　　德国学者曼弗雷德?盖尔说：“1691年‘智力启蒙’一词就已出现在词典里。启蒙的矛头指向迷信、崇拜、偏见、狂热、狭隘和想入非非，它同时又是人正确使用自身理解力的一种积极的纲领性的理念。启蒙运动始于1689年代英国大革命，止于100年后1789年法国大革命。”但启蒙历史的终点是开放性的，也就是说，启蒙的目标尚未实现，启蒙的任务可能要一直开展下去。 　　在康德看来，启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场运动，这一过程的特点是运用理性去创造和保护自由。彼得?盖伊说，到18世纪末，启蒙哲人大家庭的“老近卫军”相继离世（卢梭、伏尔泰死于1778年，狄德罗死于1784年。如今，200多年过去了，“启蒙运动与我们这个时代有很直接的关系，而且相关程度超出了启蒙运动的批评者乃至崇拜者的想象”。 　　在彼得?盖伊看来，启蒙时代的首要特征是人类开始感受到一种驾驭自然和人自身的力量感。发生了启蒙运动的18世纪“是一个神秘主义没落的世纪，一个对生活越来越怀有希望、对人力越来越充满信心的世纪，一个执著探索和批判的世纪，一个关注社会改革的世纪，一个世俗主义日益抬头、冒险之风日益盛行的世纪”。在古代，自然力和人类的非理性让古人彷徨无助，古代哲学家把这种无助加以合理化，发展出深切的悲观主义理论体系。从事哲学探讨就是学习如何面对死亡，而研究历史就是追溯人类从纯真、荣耀和雄浑的黄金时代不断堕落的历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雄心勃勃的政治建构虽然是基于人类能够驾驭自身的假定，但很大程度上是旨在抵御无所不在的暴政威胁和人类激情的狂暴力量。 　　启蒙哲人虽然非常仰慕古典思想，但他们不再满足于古人听天由命的哲学思维，代之以身体力行和实用主义，完成了对人生价值的重新定位。他们把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视为进取精神的典范、消灭败类的纲领，但认为其中弥漫着一种他们无法赞同的忧郁气质、一种意志消沉的气质。基督教沿袭了对于死亡的梦寐萦怀，但改变了死亡的精神内涵，将生与死的意义完全颠倒了过来。一个人如果有幸临死前完全神志清醒，死亡就提供了一个忏悔的机会;死亡成为每一个人通往来世的入口。在基督徒看来，死亡并非英雄剧的最后一幕，而是永恒幸福或永恒痛苦的第一幕，与这种永恒幸福或痛苦相比，尘世的存在只是一个序曲。“启蒙哲人先是援引古典思想来对抗基督教传统，从而摆脱宗教的束缚，然后又诉诸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以此来摆脱他们挚爱的古人。” 进步的空想 　　启蒙哲人相信人自身的力量，这导致他们把目光从过去转向未来。“罗马人，某种程度上还有之前的希腊人，都沉溺于怀旧之中难以自拔，他们自己文雅而开化，却歌颂粗俗的英雄和淳朴的牧羊人。”彼得?盖伊对怀旧之情做了淋漓尽致的批判：人们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怀旧之情，因为它根植于人类心灵的深处，尤其是它通常伪装成对“现在”的合理批判，伪装成对“过去”的合理追慕。但是，怀旧把合理的批判和追慕上升到一个不合理的高度，不满情绪转化为怀古之情，憧憬更单纯的环境和童年般的纯真和欢乐，这种纯真和欢乐之所以如水晶般纯净，完全是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怀旧是一种最似是而非和最具欺骗性的倒退。“希腊人是这种倒退的始作俑者，他们发明了牧歌，这是一种只有城市文明才能孕育出来的田园文学体裁。” 　　维兰德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人是“愚蠢的动物”;理性或许是通向进步的阶梯，但即便真有作用，那也是缓慢的，启蒙之所以艰难而缓慢，是因为世上的一切都是有代价的，进步也概莫能外。“向一个人灌输文化的种种好处，也就教给了他每一种作恶的技巧;掌握一个真理就多出一种谬说，培养一种美德就多出一种恶习。” 　　理性的倡导者谈及理性的不断发展，预言理性最终必将战胜“无知、精神怠惰、反复无常和自我中心”，维兰德说，这些人都是空想家，“事情一直很明白，文化最精致的时代恰恰是道德最腐败的时代，最开明的时期恰恰是五花八门的臆想、愚行和宗教狂热最兴盛的时期”。科学无疑有了长足进步，我们“有了更优美、更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