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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构建中相对不起诉的价值与重构 引 言 和谐社会不仅是亘古以来一切社会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理想，也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时期的战略任务。虽然和谐的涵义会因时代的变迁发生一些改变，但任何时候，社会对立面减少，矛盾冲突、社会纠纷趋向缓和，社会中的人追寻主流经济文化而非尽求变异，这样的社会就是相对和谐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和谐社会理论背景下出台的，其制定目的或价值取向在于构建社会和谐。宽严相济是和谐社会理论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政策体现，严策或宽策均为手段，采取严策有助于构建社会和谐就使用严策，采取轻策有助于构建社会和谐就使用轻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非偏重于宽或严，而是有统一的适用前提，那就是是否有助于构建社会和谐。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行使检察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构建社会和谐。从检察机关的具体职能来看，基于起诉便宜原则而确立的相对不起诉权，应当是贯彻宽严相济基本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载体。 一、相对不起诉概述 相对不起诉，又称酌定不起诉或裁量不起诉，是指检察官对自己拥有的诉权的舍弃而决定不起诉。我国现行的相对不起诉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这类可以斟酌决定是否不起诉的案件大致包括以下内容：被告人在我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我国刑法规定负有刑事责任，但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创造条件的预备犯；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中止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的从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自首犯；犯罪后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等。此外，高检院在《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对于初犯、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以及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等纠纷引发的案件，在实践中尽力体现宽、轻的刑事政策，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不起诉。对轻微犯罪中的初犯、偶犯，对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可以依法不起诉。适用相对不起诉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检察机关经过对案件全面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构成了犯罪；二是该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三是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 相对不起诉便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产物。起诉便宜主义相对于起诉法定主义而言，是指检察官对于存在足够犯罪嫌疑并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可以斟酌决定是否起诉的原则。作为“有罪必罚报应主义论”刑罚目的观在刑事诉讼领表现形式的起诉法定主义，起源于大陆法系国家，由于长期实行纠问式刑事诉讼，所以在建立近代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试图以严密的规则来排除司法中的人为因素。起诉法定主义的优点在于可以避免检察官的恣意妄为，排除政治对提起公诉的影响。但缺点是，如果对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起诉，就无法发挥刑事政策策略去影响犯罪嫌疑人。起诉法定主义的优劣可见一斑。作为对起诉法定主义的有益补充，自由裁量主义（起诉便宜主义）自19世纪后期登上了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舞台。这一转变也是伴随着法学界对刑事理论、实践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而发生的必然变化。除刑罚个别化、轻刑化、非犯罪化的刑事理念与政策在二十世纪以来成为一种趋势外，公益的考虑以及讲求刑事诉讼的效率的要求，使起诉便宜主义成为与起诉法定主义并重的刑事诉讼指导理念。 二、相对不起诉的价值 （一）效率、效益价值 有一句古老的法谚说：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正义的司法必然是关注效率的司法，是关注投入与产出的高效司法，因为一方面司法资源有限而宝贵，应当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另一方面若遭受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因司法的繁琐与低效而长期得不到恢复，不论对社会，对受害人，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都是一种折磨和伤害，又有何公正可言？不起诉制度设计的初衷正是为了妥善解决刑案激增与程序繁琐、人员缺少的矛盾，因此它对司法效率与效益的追求更是毋庸置疑，或者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据此，在设计不起诉制度时，或在检察工作实践中执行不起诉制度时，就应当不折不扣地贯彻效率价值——作为立法者应当充分考虑程序设计的简洁明了，没有歧义，便于执行，富有效率；作为执法者则不能人为设置障碍将程序复杂化、重复化，也不能因害怕把握不准而回避不起诉制度的适用。 （二）公平、正义价值 公正是司法的核心与生命。面对效率的巨大诱惑，司法绝不能忘却他降临人间主持正义的使命，图“快”而不图“公”的司法不是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