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台内山开垦-中央大学客家学院.docVIP

清代北台內山開墾 與客家優佔區的族群關係( 黃 卓 權 －摘 要－ 本文透過清政府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所構築的土牛溝界，來探討台灣內山開墾史的區域範圍，在不同的時期，隨著清帝國版圖觀念的改變，以及內、外在因素的影響而產生的變化。 同時也經由這種統治權的逐步擴張，來瞭解漢移民在版圖界外的族群互動過程；從區域取向的角度，解析客家人在本地區的族群關係。其範圍則界定在族群互動最頻繁的桃、竹、苗內山地區。 內山開墾，其實是土牛溝外近山開墾的延伸。桃、竹、苗三縣，是台灣北部客家人的優佔區；因此，台灣北部地區的內山開墾史，客家人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不但從中主導了墾務的發展，改變了本地區的人口結構，也為當地的族群關係，留下深遠的影響。 關鍵字：內山開墾、生番、熟番、客家、福佬、族群關係Key words：Reclamation of the inner mountain area、Raw and Cooked aborigines、Hakka、Hoklo、Ethnic relations一、前 言 土地開墾是台灣史研究的主要課題，尤其是漢移民的土地開墾過程所牽涉的族群關係，對台灣社會結構的變動，更有莫大的影響。隨著開墾的進程愈來愈進內山，族群之間的互動，也愈為頻繁。由於土地觀念的差異，漢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的衝突，也因生存空間的需求而與日俱增。 為了解決這些衝突，清政府治台初期，對原住民也曾實施多次的「番政變革」；譬如：開挖土牛溝、立石定界、禁墾番地、設置番屯、……等等，來保護原住民的生存空間。然而，這些措施，畢竟抵擋不了漢民現實的需要，以致原住民的生存空間，也就隨著漢移民的源源湧入而日趨侷促。 清代道光中期（1840~）以後，清帝國更因外事頻傳，使得政府的財稅需求日增，原先對原住民的各種保護措施，便逐漸鬆弛而形同虛設，甚至變相的鼓勵漢民以撫番為名，越界侵墾番地。 到了清代晚期（1874），由於與日本發生嚴重的台灣番地領有權之爭，愈發迫使清政府急於將番地「納入版圖」 於是從光緒元年（1875）起，由政府所主導的「開山撫番」政策，再度帶動了另一波的內山開墾潮。這次的行動，不但政府以「撫番招墾」為名，討伐「兇番」，入侵番地；民間更以武裝方式公然進行佔墾；遂使漢民與原住民之間的衝突，進入尖銳對峙的狀態，直到日本帝國統治台灣以後仍未息止。 由於台灣北部地區的內山開墾，北自新店溪中、上游起，南至大甲溪中、上游止，整個沿山漢、番交界地區，都可發現客家移民參與的紀錄；尤其是桃園、新竹、苗栗三縣地區，更與客家移民息息相關。因此，要瞭解台灣北部地區的內山開墾史，便不能忽略客家移民在開墾過程中的族群關係。 本文擬就漢移民在台灣北部內山開墾史中，所涉及的族群互動過程，試從區域取向的角度，來探討客家人在本地區的族群關係，其範圍則界定在筆者長期進行研究的桃、竹、苗內山地區。 二、內山開墾史的界定 「內山」一詞，是台灣清代以後所修方志和現存文獻上，經常可以見到的名稱，研究者如果未加留意，很容易略而不察，把它誤作自然地理的界限；然而如果細加探討，便可以立即發現，此詞的使用與一般所認知的「深山」或「深山內部」，有很大的差別；它顯然已從日常的泛稱，演變為一個特定的用詞，卻又經常會因時、因地、因人，而有不同的指認，不但缺乏明確而穩定的範圍，也可以相當明顯的看出，它所指涉的地區，隨著清政府政治力的逐步介入，而呈現急速縮小的現象。 然而，這一個在清代與日治時代的方志、文獻上，經常出現的「內山」，究竟是指那一些地區呢？這些地區，能不能有一個可供界定的範圍？如果要解答這個問題，就必須根據現存文獻和方志的記載加以探討。檢視現存的各種相關記載，可以很明確的指出：「內山」一詞的廣泛使用，應該是清帝國統治台灣（1684）以後的事。 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以及康熙三十五年（1696），先後擔任台灣知府的蔣毓英、高拱乾，他們在任內分別編修的兩部《台灣府志》對於「內山」一詞，並無任何說明，只不過是泛指轄境以東的地區而已： 「阿里山社東界至此山止，自此山（米基山）以東，皆係內山。」 到了康熙五十六年（1717），諸羅知縣周鐘瑄延請陳夢林等編修《諸羅縣志》刊行，才對「內山」一詞有了比較明確的說法：「凡山之綿渺阻絕，人跡不到者，統稱內山」； 又說：「內山峻深幽邃，生番之所居」 明白指出所謂「內山」乃是（1）人跡不到之處，（2）生番所居之地；而且這裡所謂「人跡不到」的「人」，乃是僅指漢民而言，生番並未包含在內。對於這種區別，康熙六十年至六十一年間，在台鎮壓朱一貴反清事件的藍廷珍、藍鼎元〈復呂撫軍論生番書〉，就有一段很傳神的敘述： 「生番殺人，臺中常事．此輩雖有人形、全無人理，穿林飛如鳥獸猿猴．撫之不能、勦之不忍，則亦末如之何矣。」 《諸羅縣志》另有幾處重要的記載，值得我們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