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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足迹方法的武汉市自然资本分析 刘 航，宋豫秦*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生态足迹方法是目前研究自然资本状况的常用方法之一，能够较好地体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态势。文章运用生态足迹方法对武汉市1995年、2000 年、2005年自然资本消长情况进行了量化研究、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1995年、2000 年、2005年的自然资本需求和供给比例分别达到18.402∶1、20.765∶1、27.276∶1，供需矛盾显著；人均生态赤字分别达到2.4206 hm2·人-1、2.5163 hm2·人-1、2.9009 hm2·人-1，呈逐年上升趋势，成为制约武汉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生态用地类型分析显示，耕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赤字明显，应作为武汉市改善自然资本状况重点关注的对象。文章提出了倡导市民合理消费，同时健全绿色保障制度体系、优化城市生态服务功能等对策和措施，旨在为武汉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自然资本；生态足迹；武汉市；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75（2008）02-0818-05城市是产业高度集聚的场所，也是以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与生态环境客观发展规律之间矛盾最为激化的地方。世界银行在2000年提出，城市的发展需要依靠三大资本，即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其中自然资本是城市各项生产活动的基础和前提[1]。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生产要素的大量消耗，人口的高度集中，自然资本存量必然急遽减少，成为城市保持健康运转的“短板”，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将由人造资本转向自然资本。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持续增长要求技术进步从过去仅注重节约人造资本，转向节约人造资本与自然资本并重，同时提高单位自然资本的生产率，减缓自然资本的耗竭速度，使经济发展进入持续状态。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其核心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2]。可持续发展评价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研究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模式很多，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3]：一是以系统理论和方法构建指标体系；二是基本环境货币化估值的指标体系。这两类分析模式的共同缺点是客观性不强和操作性较差。第三类是以具体的生物或者社会经济物理量为标准的计算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一些知名学者提出了较为直观、操作性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定量评价方法与模式，如1983年道夫尼尔提出了人类活动强度指数（HAI），1989年Daly和Cobb提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WMDS），1993年牛文元等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度指标体系（DSD）[4,5].研究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程需要修正现有的经济核算方法，将自然资本纳入核算体系，建立更加全面的评价指标。基于此，很多生态经济学家主张使用生态足迹方法来核算自然资本，通过生态足迹方法来建立自然资本账户，体现自然资本真实存量。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 EF）理论由生态经济学家Rees教授等于1992年提出[6]，并于1996年由其学生Wackernagel教授完善成为计算和衡量人类生产发展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态服务功能水平的一种分析方法[7]。通过在不同尺度(个人、城市、区域、国家和全球)上将该方法所计算出的生产人类利用的大多数消费品和销纳人类产生的大部分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性生产面积与该尺度范围内的生物承载力进行比较，测度可持续发展状况。 武汉市近年发展迅速，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扩张导致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出现。本文对比研究了10 年来武汉市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从生态足迹方法角度对影响武汉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自然资本进行了辨识，旨在为实现城市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1 基于生态足迹方法的武汉市自然资本核算 1.1 城市印象分析 武汉市位于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与汉江交汇处，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全市总面积约8494.41 km2，是我国六大中心城市之一，华中地区唯一特大型城市。地形构造中间低平，大部分处于海拔50 m以下；北部地区为大别山余脉，丘陵林立。海拔200 m以上的山地面积约占全市面积的5%左右，其余均属沃野千里的江汉平原，地势平坦低洼，河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武汉属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常年雨量充沛，热量丰富、雨热同季、旱涝更替、冬冷夏热、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5.8 ~17.5 ℃，年降水量1150~1450 mm。 武汉市自然资本禀赋优越。全市共有水域面积2205.06 km2，占全市总面积的25.79%，位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这里素有渔米之乡美誉，粮食作物共240余种；经济作物共50 种；鱼类资源共88种；水生动物共45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