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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真理：革命与建设 -------关于“实践”的两篇学习报告 前言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三十多年前《光明日报》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开篇便这样问。“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它这样答。毛主席写过一篇叫作《实践论》（一九三七）的文章，它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可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甚至关于真理本质问题的讨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常提常新、永不过时的。 那么，所谓的“常提常新”、“永不过时”是不是夸张了呢？当然没有。对真理本质及标准问题的回答是践行中国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对和必要的前提。我们每讨论一次，就加深一分理解，就更自信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干自己的事业。我们说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的，这是对真理本质问题的回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这是对真理的标准问题的回答。 但是，把实践看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太绝对了？有没有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潭？不绝对，且没有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回答是马克思式的、辩证的、唯物的真理下的，即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下的实践。它主张“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即“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的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实践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为母本，并结合自身对实践问题的理解，从实践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两代领袖的不朽功绩，提出“实践即是真理”的观点，以期重新唤起我们对实践的重视。 第一篇：中国革命的实践 对于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对之顶礼膜拜或颇有微词的人所能达成的共识是：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毋庸置疑，在毛主席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再度历尽兵燹，重获新生。 清末国衰，民不聊生，太平军、洋务派、维新党、革命军继起；既成民国，军阀混战，列强宰割，国无宁日。“救亡图存”首当其冲。一九二一年一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言：“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此刻，他一语道出中国革命实践的未来。 即是说，劳农主义道路的选择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天地。这条道路是五千年中国史走过的无比正确的道路；欲覆其舟，必得民水。中国革命的真正朋友是谁；面对“暴风骤雨”的农民运动，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闭门造车，出门异辙，毛主席深入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详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一九二七年三月）深刻地说明了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可以说，中国革命诞生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成长于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而最后成功于农民阶级——中国当时最广大而又最易被忽视的阶级——的“暴风骤雨”。 真理之路永远是荆棘之路，认识真理终归应落实到实践真理上。四一二的血腥屠杀、国共合作的轰然倒塌、北伐战争的黯然落幕——幼年时期的党天真地奔向理想，碰得头破血流：中国革命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失败是成功之母，实践检验真知：八七会议，始夺枪杆子；文家市会议，进军罗霄山；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挫折，改正，再挫折，再改正；革命同志在艰苦的斗争中反而更加独立思考了。 井冈山的斗争，是段艰苦而光辉的历史、是梭磨炼而成长的岁月。它证明了星星之火的中国红色政权，不但实践是可以存在的，而且最终是可以燎原的；正如“喷薄欲出的朝阳”、亦如“躁动于母腹的婴儿”，其必将喷薄，必将降生！在一篇反对教条主义的文章(《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中，毛主席开宗明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圣经上载了的”未必是对的，只有调查才是解决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离开了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李逵式的官长”终不免招安的悲剧。“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明就里，瞎搞一通，从来不会成功的。所谓“调查”，所谓“国情”，即是实践。 如果说长征是大溃败，与以往的实践相矛盾；毋宁说是共产党与红军在更为严峻的形势、更为强大的反革命势力下接受的火的洗礼。只有一个以实践为指导的坚强的党，一支以实践为指导的坚强的队伍，才敢有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因为它知道，这究竟不是亡命，而是谋求新生。 那么，井冈山的政策要不要在陕北复制一份呢？要，又不要。毛主席的实践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