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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集成时代”民间文学的思考 引 言 有机会参加第五次江苏省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首先要感谢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及蒋义海先生的邀请和安排。从1958年春第一次到南京、苏州、常熟、昆山调查了解民歌，与华士明、周正良等结识与合作起，我与江苏省民间文艺界的交往，算来已有42年的历史了。几十年来，在不同阶段我先后结识了许多朋友，与他们有过不同形式的交流和合作。朋友们的工作和业绩使我敬佩，使我获益。近十多年间，虽然也来过几次南京，但都是为了别的事情、参加别的学科的会议，没有机会与同行们坐到一起讨论民间文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今能与这么多多年不见的新老朋友和同行聚首古都南京，为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持续发展探求新的思路，真是一大快事。 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学术发展史上，江苏占有特殊的地位。受吴文化的滋养，江苏历代文人荟萃，学者辈出；民间文学领域也不例外。现代中国第一部民歌集《江阴船歌》，就是刘半农先生于1918年由上海、江阴北上到北京大学任教途中向船工们搜集的[1]，被周作人称为“中国民歌科学采集史上第一次的成绩”。[2] 接下来，陆续出现了顾颉刚的《吴歌甲集》（1926年），王翼之的《吴歌乙集》（1928年），王君纲的《吴歌丙集》（1931年）等。一百年来，江苏省对民间文艺学科建设有贡献的人物，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要提到魏建功，俞平伯，吴立模，郭绍虞，林宗礼，钱佐元（小柏）等前辈。本世纪前50年，江苏省民间文艺学建设的最显著的特色，是对吴歌的搜集和研究。最近江苏古籍出版社在“江苏地方文献丛书”中出版了一部大型的《吴歌·吴歌小史》，把前50年间有关吴歌搜集与研究的文字全部汇集起来，作了一个历史的总结。至于后50年，第一本民间文学著作，也是关于吴歌的，是钱静人在苏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52年组织的采风的基础上写成的《江苏南部歌谣简论》。[3] 后50年，特别是近20年，吴歌的搜集与研究出现了重大进展，发掘采集了许多民间叙事长诗[4]和能够记忆与演唱长诗的歌手。其代表作有：朱阿盘、唐建琴等唱述、朱海容搜集的《沈七哥》；陆阿妹唱述、张舫澜、马汉民、卢群搜集的《五姑娘》；朱祖荣唱述、朱海容搜集的《华抱山》等。吴语地区多部民间叙事长诗的搜集出版，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5] 但由于研究工作的相对滞后，民间叙事长诗的意义和内涵，还有待深入全面的研究与阐发。江苏省民间文艺研究的成就，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由康新民等在镇江筹建起来的我国第一家民间文艺资料库；如80年代几位学者对白蛇故事的研究，90年代以来陶思炎对民间文艺理论的研究、车锡轮对宝卷的研究、高国藩对敦煌民间文学的研究，等。 在全国民间文艺及其研究陷入低谷的时候，江苏省民协召开第五次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探讨民间文艺持续发展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把理论研究推向新的阶段，说明江苏的同行们又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因此，我向你们致崇高的敬意，对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在民间文艺研究上没有作出成绩，徒有中国民协顾问的虚名，步入老年后脱离了第一线工作，闻见有限，实不敢在这个讲坛上发言。所谈所论，难免偏狭或误谬，请各位领导和专家指教。下面谈一点我对当前民间文艺工作、主要是理论研究的思考。 一，关于“后集成时期” 我们谈论的“民间文艺”，包括现在的和历代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民俗艺术，但其核心部分是民间文学。这一点，50年前郭沫若先生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讲清楚了。许多前辈学者也都讲过。中国的民间文学，源远流长，十分丰富，加之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是我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20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民间文学没有系统全面地搜集过，因而我们所拥有的民间文学文本资料和音像资料是相当贫乏的，且由于文人墨客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对民间文学资料的记录相当随意，缺乏严格的科学性，甚至多有歪曲。鉴于此种情况，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前夕的1918年起，有识之士们就不断提出对中国的民间文学进行全面的收集，以便把自生自灭的民间文学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传递下去，同时在翔实可靠的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以探究中国下层老百姓的世界观、生存状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道德仪礼等，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的民间文化遗产和传统。文革之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几代人的这一理想和愿望，终于有了付诸实现的可能。这就是1984年制定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辑计划，以及围绕着这一计划开展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工作。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计划以及围绕着集成而开展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是中国民间文学史、甚至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宏伟工程。作为参与制定这项计划的工作人员之一，感谢文化部副部长丁乔和国家民委副主任洛布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