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满洲省委初期争取义勇军领导权失败原因分析》之点评.docVIP

·论文点评· 在“张学良与东北抗日义勇军”学术研讨会上 对《满洲省委初期争取义勇军领导权失败原因分析》之点评 蒋文祥 （2014年8月20日） 刚才听了辽师大刘贵福教授的论文介绍，个人有这么几点直接的感觉。 从题目看，这篇论文给我的第一个直觉，选题属于另辟蹊径。 “物稀为贵”，人所共知。刘教授的这篇大作，和我们大多人选择规定动作的选题不同，属于别出心裁、另辟蹊径的自选动作，因而在这次入选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并不多见。当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应该说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张学良与东北抗日义勇军”主题研讨会上，就显得论文选题有些偏冷。而且，冷题要想炒热，具有很大难度。但是，这恰恰说明刘教授在论文选题上是花了很大心思，下了很大功夫的。 刘教授的这篇大作，全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了从1931年底满洲省委提出争取对义勇军的领导开始，中共积极声援义勇军，派出党团员和进步分子到义勇军中工作，协助义勇军抗战，但在实现领导权方面效果并不明显。 第二部分分析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力量弱小并缺乏经验，而面对的实际情况又复杂多变，是党难以实现对义勇军运动实现领导的最重要原因。 第三部分分析了中共中央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当时没能提出适合东北抗战实际的思想和理论来领导义勇军运动。仍将推翻国民党政权作为抗日的前提，甚至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是目前第一等的任务，显然脱离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实际而失去号召力。 第四部分分析了当时的路线斗争更是加剧了已有的困难。“左”倾思想往往把党内认识上的不同和差异，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得正确思想不能发抒，而错误则愈演愈烈。北方会议后，错误思想也借着路线斗争在东北得以扩展蔓延，影响极大。 从内容看，论文分析给我的第二个直觉，原因剖析偏于内部。 既然是满洲省委争取对义勇军的领导权，那么，在分析了内部原因之后，应该要有外部原因的分析。就是你共产党满洲省委要想对义勇军实行领导，那么，义勇军是不是愿意接受你共产党满洲省委的领导？ 领导权的本质特征，一个是依附性，一个是利益性。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你要想领导他，一个要问问他是不是愿意依附于你？再一个要问问你是不是能够给他带来实际利益？手中无米，唤鸡不灵，何况是人？你满洲省委自身尚且难保，要人没人、要枪没枪、要钱没钱，凭什么义勇军就接受你满洲省委的领导？ 还有一个问题是，满洲省委跟谁争夺领导权？当然是跟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具体说，就是跟蒋介石在东北的代理人张学良争夺领导权，这应该是问题的关键。张学良暗中派人委以重任、要枪给枪、要钱给钱，义勇军当然愿意接受张学良的领导。从“东北抗日义勇军一百零八将”纪念碑可以看出，至少有二十位是来自东北讲武堂毕业，更多的则是张学良当年的东北军部下。比较著名的将领有被称为东北义勇军发起者和组织者的黄显声、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五、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邓铁梅、国民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马占山、吉林自卫军司令冯占海等。 正如作者文中所言，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1932年7月20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几个月来蓬蓬勃勃的发展着的满洲义勇军，与日本帝国主义做了数月的拼死血战，获得了许多光荣的胜利。但是这一战争的领导，直到现在主要仍是在国民党军官的手中，党不仅没有独立领导的队伍（不管大小），就是在任何部队中的工作和影响都是万分的微弱。” 王明于1932年11月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报告中也谈到，“有一些共产党员在王德林、马占山的部队里工作。但是，我们的基层支部和政治机关至今还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在南满和马占山等部队中的大多数士兵至今还处在国民党的影响之下……”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连省委书记、军委书记都叛变投降了的满洲省委，能够取得争取义勇军领导权的胜利。我查了一下有关满洲省委的资料，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中共满洲委员会”简称“满洲省委”，成立于1931年2月，省委书记张应龙后来叛变；军委书记廖如愿后来也叛变。 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能够指导满洲省委取得争取义勇军领导权的胜利。我们知道，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正是王明“左”倾在党内的统治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央指导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 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得很明确，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