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整理】法律与道德的两难境地.docVIP

法律与道德的两难境地——从四被告的角度评论《纽伦堡大审判》 “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康德“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①]查士丁尼在《法学阶梯》中的开场白成了萦绕在法学领域永不散去的一道光芒。我们法律人也常常以自己能秉持着公正的天平和正义的宝剑而自豪和光荣。可是当法律成了杀戮的帮凶，正义仅为强者的专利，人性的底线被肆意践踏，高贵的灵魂也在堕落时，我想我们有的更多的应该是冷静、理智、反思、拷问、检讨和忏悔。《纽伦堡大审判》这部电影便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语境和场景。这部电影根据其中二战后纽伦堡第三轮审判——审理纳粹德国法官和司法官员的历史——虚构而成，其特殊和独到之处便是首开了“法官对法官”的审判先河。影像中，无论是检察官劳森的正气凛然，还是辩护律师劳尔夫的淋漓尽致；无论是法官海伍德的独立公正，还是伯豪特太太的热情坚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但是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影像中四被告的所言所行。下文我将从法律与道德以及人性的角度对四被告进行剖析。一、伊米·哈恩“伊米·哈恩，腐朽的顽固分子，被谗言所迷惑”，这是恩斯特·简宁对于他的评价。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判断并不正确。一开始当海伍德法官问他是否有辩护律师，他便答非所问的回复“无罪”，并且补充道“我无论如何都没有罪”。当他读到报纸上“杜鲁门总统以来提倡扩大军事训练来回应他，表明他深切关注西方国家的幸存者，面对来自东方的威胁”，他便激动不以地嗅出了咸鱼翻身的机会并教唆身显名著的恩斯特·简宁跟他站在一起——当然他的企图失败了。当检察官劳森播放集中营杀戮的影片后，他仍旧冥顽不化的辩解道：“我们不是刽子手，我们是审判员。”而在被告人最后陈述中他又“慷慨陈词”道：“法官，我不逃避我犯下的罪行。相反，在世界人民面前我站了出来了。但是我不同意其他人的观点。今天我不会说我们的政策是错误的，而昨天我却说它是正确的。德意志人民为它的生命而战，必须采取特定的措施来确保它不受外敌的入侵。我不能说为我们采用那样的措施而感到惭愧。我们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堡垒。我们是维护西方文明的顶梁柱，是西方想要保留的一个堡垒和顶梁柱。”显然，他前后对于自己罪行的态度并不一致。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看不见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任何羞耻感和悔恨感。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他审时度势的“机敏”——把自己的罪行美化成对西方文明的维护和捍卫。因而，与其把他说成一个被谗言所惑的被动的顽固分子，还不如把其看作为一个擅于投机钻营、相机而行的投机者。笔者所疑惑的是法律在这样一个道德沦丧、良知泯灭的暴徒身上究竟有多大的效益。而拉德布鲁赫曾说：“法律只是道德的可能性，因此也是不道德的可能性。法律只能使道德成为可能，但又不能强求道德，因为道德行为的可能只能被理解为自由的行为；因为法律只能使道德成为可能，所以它也不可避免地使不道德成为了可能。”[②]诚然，法律的审判和宣告具有使罪犯改邪归正的可能性，但是法律的规训和惩罚也有在邪恶面前搁浅触礁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一个正义与邪恶相伴而生，道德与不道德的如影随形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法律来规制，我们需要道德来调解，我们需要信仰来救赎。可是，当我们听见伊米·哈恩叫嚣“今天你判决了我，明天布尔什维克会对你判决的”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们如何在承认多元价值取向而又想维护正义与和平前提下且让装着魔鬼的潘多拉的盒子不再打开？二、弗里德里希·霍夫斯特德“我毕生都献给了我的祖国。无论在工作岗位上一片赤诚、忠贞不二，我终于我曾经信奉过的至高无上的职业。宗旨上说：‘不应把个人的感情带到权威的法律程序中。遵从法律！不应怀疑法律的公平和公正性。’作为一个法官我不想多说了，我相信法官将会发现，像我一样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民坚信他们在为他们的国家尽职尽责，都将是无罪的。”一般认为，弗里德里希·霍夫斯特德应该是我们在这部法律被悬设的电影中找到法律影子的突破口之一。因为他提出的是一个实证法和自然法之争的问题。而现实中，确实存在着拉德布鲁赫公式与哈特和富勒的论战。更为关键的是，二战以后自然法借着对实证法的评判而复兴了。故我们一般都理所当然的认为实证法是纳粹制造惨绝人寰的杀戮并事后逃避责任的绝情刀和挡箭牌。但是，笔者在一些文献中了解到实证主义之所以背负这样的“罪名”，是因为法学流派剑拔弩张攻击异己的结果。姑且不论这种说法的正确与否，事实上，纽伦堡法庭从来就没有根据自然法来对战犯进行判决。电影中提及有关绝育以防遗传疾病的法律也直到1974年才被废除。再回到电影中，控辩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