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整理】浅谈农村土地规模经营.docVIP

土地的改革和变迁，与农业的增长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建国以来，我国推行的土地制度有三次大的变迁：第一次是建国初期，将土地的地主所有变为农民所有，实现了土地私有私营；第二次是50年代后期，将土地的农民所有变为集体所有，实现了土地公有公营；第三次是从1978年开始，将土地的公有公营变为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即公有私营。这三次土地制度变迁，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农业的较大发展，尤以第三次变迁对农业的促进作用最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次变迁的体制缺陷逐步显露出来，因而农业的继续发展，迫切要求土地经营制度的创新。从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结构出发，土地制度的创新基本取向应是由“均田制”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 一、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产生的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在农村推进改革，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其普遍意义在于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重新确立了家庭经营的基础地位，恢复了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其结果是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产量高速增长，农民收入持续大幅度增加。 但是，从90年代初开始，农村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非农产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农村社会总产值已接近城市社会总产值；另一方面，以粮、棉为主的农产品失去了增长势头，产量出现了徘徊局面，曾经一度滑向低谷。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农产品高速增长的掩盖下的深层次矛盾——以福利原则“均包”土地的做法和农业生产专业化、现代化的矛盾重新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实践证明，在农村市场经济全面发展、农村的劳力、资金等要素按效益的原则开始配置的情况下，土地的这种小规模分散经营格局，直接导致农业“兼业化”趋势的加强，给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带来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第一，减少了对农业的投入。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农业在家庭收入中比重下降，农业也从过去的“主业”变成“副业”，商品生产者的经济行为逐步丧失，农民继续经营土地，只是为了获得自给性口粮，完成国家粮食定购任务，甚至只是为了继续保持承包地的承包权，对土地的期望值不高。“不可不种田，不愿多种田，不想种好田”，是这些地区大部分农户的真实心理。这就使得农业兼业化的趋势日益严重。兼业农户不仅把资金投到其它高盈利产业，而且不断减少对粮食生产的投入，粗放经营，甚至抛荒。 第二，务农劳动力素质下降，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崛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大批“工业三班制，农业早中晚”的“兼业农民”；“农忙务农，农闲外出”的“候鸟型农民”也不断增加，相当数量的青壮年农民离开了生产第一线。务农人员素质下降，导致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下降，出现了种田后继无人的情形。 第三，影响农机和新科技的应用。好差搭配、户均承包土地的做法，造成土地使用上的细碎化，加上各个农户种植结构上的差异，致使农业机械化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也受到很大制约。有的地方甚至恢复了“人拉犁耕”的生产方式。 第四，不利农村二、三产业的巩固和发展。农业兼业化，农民心挂两头，顾此失彼。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农业生产必须按社会化分工要求，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农村劳动力逐渐呈现出相对短缺的趋势。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农业兼业化问题，既影响了农业自身专业化规模经营的进程，也不利于已发展的二、三产业向深度和广度扩展。 第五，由于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把土地视为“包袱”，要求退包的农户不断增加。所以，围绕农业专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大目标，尊重广大农民的意愿，打破平均承包经营小块土地的格局，以家庭农场为主要形式，组织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和机械化配套，从而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可谓是势在必行。 二、实行土地规模经营的前提——土地流动和集中问题 在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中，操作上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土地的流动和集中问题。2002年8月29日通过、将于2003年3月1日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赋予了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规定了在承包期内不允许调整和收回承包土地，同时允许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偿、合理的流转。 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稳定农户承包权，农户成了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主体，即“三权分离”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这里的有偿的“度”，因乡、因村、因地而异，有实物、有现金、也有无偿，甚至“倒贴”转包的。“三权分离”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方法，实质上是土地使用权的分配，由福利原则向效益原则转化，鼓励使用权流动，并承认其价值。用转包、租赁、反租倒包、土地使用权入股等多种形式，将一些农民不愿种又不愿放弃承包权的土地的使用权转移出来，组织规模经营。这种方法比较接近市场经济的要求，能较好地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三、推进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