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调研报告_1.docVIP

法律援助调研报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要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党中央的决定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充分体现了党对建立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视，充分体现了完善法律援助工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在党中央新的要求面前，各级政府向法律援助工作投入资源的数量如何、应当投入多少资源才适合、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投入等问题，是当前亟需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问题。 一、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资源投入和调动问题的紧迫性分析 在我国，困难群众拥有受法律援助的权利，这在包括《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条例》在内的法律法规中得到了刚性规定；执业律师负有法律援助的义务，这在《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有刚性规定；作为政府，在法律援助中主要是负责援助申请的受理、案件的审批、律师的指派、律师办案补贴的发放等工作，这在《法律援助条例》中做了概括的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或刚或柔的规定在执行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问题：政府对法律援助资源投入和调动方面缺乏刚性的规定，不同地方和不同级别的政府在法律援助经费、专业人员的投入方面随意性很大。有些地方，领导并不重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基本的编制缺乏、基本的活动经费得不到保证、基本的办公用房得不到保障、基本的办案补贴得不到发放，这其中固然有建立资源节约型政府的原因，但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投入以后难以马上见到“产出”，特别是经济方面的现实效益，这恐怕是个别政府领导难以重视法律援助工作资源投入的主要原因。政府在法律援助资源投入上的不足，造成法律援助资源难以保障现有法律法规规定的群众刚性法律援助需求，极大制约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平衡发展。就南京市范围内来说，有的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编制充足且年工作经费高达近百万元，办公用房、案件补贴标准处在较高水准；而有的区人员很少且工作经费仅一二十万元，办公用房的便民程度和律师办案的积极性明显不够，这种差别产生的原因固然有地区人口、经济状况的差距，但这种投入的巨大差别已经十分明显地体现在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上，特别是个别地区的投入根本难以满足法律规定的群众的刚性法律援助需求。 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准确把握一个地区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投入的主要形式、应当投入的总体数量以及调动社会法律援助资源的能力，才能科学评价该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投入是否适当，进而对这种投入行为进行有效的管理。 二、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资源投入的主要形式分析 法律援助作为一种行政给付行为，必须有开展给付工作的行政人员，也必须有给付的内容，就是支付案件补贴开展援助服务，简单地说就是要有人有钱，或者叫有编制有经费。所以说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投入的形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二是“钱”。 “人”主要是指法律援助行政人员，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决定给予或者不给予法律援助。“钱”主要用于支付给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开展服务，以及办公用房、业务培训、政策宣传、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等方面的支出，保障法律援助活动的顺利开展。而“人”和“钱”之间其实也有天然的联系：如果政府在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编制方面投入的多，等于用财政经费稳定地供养了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甚至是服务人员，也等于同时解决了“人”和大部分的“钱”的问题。如果政府在编制方面投入的少，就需要用更多的经费去雇用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用更多的经费去雇用法律援助服务人员或者购买服务。说到底，无论是投入“人”或者是投入“钱”，从根本上都是投入经费，所不同的是投入的经费是通过建立编制稳定地发放，还是通过业务经费的形式拨付。 然而，各地在法律援助人员的编制和经费预算上差异非常之大，也直接说明各地对法律援助经费投入的随意性很大，因地区传统而异，因领导重视而异。这直接导致各地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水平参差不齐，发展很不平衡。比如南京市市、区两级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编制一般以公务员性质为主，人员规模较少，法律援助机构一般不直接办理案件，基本上是指派社会律师办案；而广州、济南等城市就编制有较多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可以直接稳定、长期地直接办理案件。 厘清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投入的形式，主要目的是统一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投入的计算口径，便于比较和考量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投入总量。简单来说，政府编制内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等收入，政府免费提供的法律援助办公用房在市场上出租的价值，都可以而且应当计算到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投入中来。 三、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应当投入的资源总量分析 不同地区由于经济、人口、治安环境等情况千差万别，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