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克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doc

建筑学报ARCHITECTURAL JOURNAL2000　No.3　P.47-50 巴洛克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 朱永春 摘　要：作者认为，巴洛克建筑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过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并与中国传统建筑合流，生成了所谓“中华巴洛克”。在中国传统建筑向近代转型时，巴洛克调和了若干冲突。关键词：巴洛克　中国近代建筑　中华巴洛克▲ 一、巴洛克建筑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 　　巴洛克建筑17世纪初传入中国，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步蜕变消失。如果将这一期间分为四个阶段，则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每个阶段不同特点。　　1.明末天主教堂：西方巴洛克建筑渗入　　巴洛克建筑传入中国，是从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开始的。　　16世纪意大利兴起的巴洛克建筑，从建筑风格内部演变脉络看，是文艺复兴盛期米开朗琪罗风格的流变。外部环境，则是天主教会推波助澜使然。作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重要工具的耶稣会，在特伦托宗教会议(Trent Council, 1545～1563)以后，有计划向国外渗透。其范围不限于欧洲，也深入到亚洲、美洲。明万历七年(1579)，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1543～1607)首次被奉派到中国，在广东传教。此后，不断有天主教耶稣会士随西方商船来华。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利玛窦、龙华民、金尼阁、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等〔1〕。晚明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是相当盛的，明代著名政治人物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宫内太监庞天寿、若瑟，都信奉了天主教。南明永历帝及皇后，也都入了教。明末清初，中国已有13个省设立了天主教堂。较有影响的如澳门大三巴教堂(1602)、上海嘉定天主教堂(1621)、武昌蛇山天主教堂(1638)、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1650)〔2〕和府右街蚕池口天主教堂(1692)。但今除大三巴教堂尚有残迹外，悉毁。从大三巴教堂残壁看，属早期巴洛克风格(图1)。耶稣会的教堂一般以罗马维尼奥拉(G.B. Vignola,1507～1573)设计的一座巴洛克教堂为蓝本，17世纪正值意大利巴洛克建筑鼎盛期，由此可知明末天主教堂中，应当有相当一部分呈巴洛克风格。 1　澳门大三巴教堂残迹教堂建于1602年，与意大利巴洛克风格同步。 　　2.长春园西洋楼：中华巴洛克的滥觞　　清初至清中叶，天主教传播受到清廷限制，不及晚明广泛。但清廷任用了一些西方传教士作官，在技术上使用。康熙《永年历法》、《皇舆全览图》、《数理精要》、《历象考成》。这些融贯中西的巨著，都有传教士参与编著绘制。也就是在这样背景下，1747～1760年，乾隆帝受西洋画的启发，命意大利传教士朗世宁(G. Castiglione, 1688～1766)、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D. Attitet，1702～1768)、蒋有仁(P.M. Benoist, 1715～1774)设计监造了长春园西洋楼。　　长春园西洋楼吸收了巴洛克为主的西方园林布局和建筑风格。同时，又遵照中国皇帝的旨意和宫廷礼仪典章，且施工用中国工匠、材料和工艺。这样，欧洲的巴洛克揉进了中国建筑的秩序，细部处理和工艺特征中国化了。如“谐奇趣——水法台——黄花阵”景区，运用了巴洛克庭院的布局，理景中将建筑、园林、水景、雕塑交织融汇，建筑群与外部空间被赋予动态感。但另一方面，它全部建筑被冠以等级化的中式大屋顶、主体建筑“谐奇趣”被置于汉白玉高台上(图2)、以围墙分割成若干个院落，在序列终端用于收束的北山方亭，这些仍然能感受到中国宫苑的秩序和趣味。“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景区的建筑最接近于巴洛克原貌，布局也酷似巴洛克式广场。但仔细品评，不仅发现融汇到巴洛克形态中的重檐屋顶、宝顶、鼎炉、卷云纹饰，发现中国的汉白玉雕刻、五色琉璃瓦增添了巴洛克的珠光宝气，同时也发现不同于巴洛克的一种秩序。它有一个中心，即“观水法”台上的宝座。景区所有建筑被围绕它展开：从背后用作庇护的半圆形石屏风，到前景大水法、喷水塔，以及作为远景的远瀛观(图3)。这一中心使巴洛克流动的空间凝固化了，也失去了西方广场市民性的品质。 2　长春园西洋楼谐奇趣　汉白玉高台基，等级化的中式大屋顶，仍能感受到中国宫苑的秩序、趣味。 3　长春园西洋楼观水法宝座　巴洛克秩序中被赋予了中心，体现了中国宫廷建筑皇权至上。 　　长春园西洋楼并非孤例。几乎同时，扬州一些私家宅园也受到巴洛克的影响〔3〕。　　清中叶以长春园为代表的西洋楼，是中国首次主动引入西方巴洛克建筑，它与中国传统建筑繁缛的细部纹饰合流，本国材料和施工工艺又使国人易摹仿。在以后一个多世纪中，很多呈“中华巴洛克”风格的所谓洋式建筑，都可以从长春园西洋楼中找到原型。　　3.追逐洋风：中华巴洛克盛行　　从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通商口岸，西方建筑随之大量涌入中国。建筑类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