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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位思考——面向贫困群体的城市规划 从基尼系数所想到的 基尼系数是反映社会经济收入差距的一项指标。如果贫困群体与富裕群体经济收入差距大于0.4，社会将形成不公平性，社会不稳定因素将会产生。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其社会经济的稳定承载着全国的稳定。然而令我们震撼的是，在北京贫困群体中，大量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并且每年以2.5万人的速度增加，北京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于0.3。 当前，面临空间结构寻求调整的北京，社会、政治稳定是首都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我们不能忽视低收入阶层的生存状态，我们不能忽视贫困群体的生活空间。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关注面向贫困群体的规划，在修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时，需要我们对贫困群体给予更多的重视与关爱。 贫困群体形成的历史过程 贫困群体是指其家庭收入难以维持温饱生活的人群。 从历史形成上看，清朝政府为了排斥异族，将生活在北京内城的汉族居民逐到外城，形成北京城南部的贫民区和商业区。 建国后的20世纪50～60年代，在城市南部建设了大中型企业，形成许多工业区、宿舍区，并成为工人较为集中的地区。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生活条件没有进一步改善，这些地区逐渐沦为人口稠密、房屋破旧、环境较差的区域。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重新修订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工业区实施“退二进三”城市发展战略，大量污染扰民企业搬出城区，当城市获得发展的机遇与环境改造的同时，大量下岗职工变成了失业的贫困人群。例如，仅2000年，北京就新增下岗职工30万人。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北京城市建成区的扩大，也蚕食了大量的土地，农转非人口的增加使得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为新生的城市贫民。除此之外，大量的外来人口积聚在北京的城乡边缘及城中村，由于素质低，收入不高，这些人也沦为城市的贫困人群。 从城市居民的收入来看，北京的贫困群体占城市常住人口的20%。 从城市贫困空间分布来看，宣武区、崇文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正成为北京城贫困人群的栖息地。 与城市规划有关的贫困成因 贫困群体面临的生存危机主要表现在：居住、生活成本大于他们所能承受的经济支付能力。 在城市规划领域，贫困所涉及的是城市能否提供给他们住得起的房屋？城市能否提供给他们大量的就业岗位所必备的设施？城市能否提供给他们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商品市场？如果不能提供，那么城市中的这些贫困人口将面临生存危机。 提供低收入住房的问题 北京城市建设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状态。以2002～2003年为例，每年住宅竣工面积近1800万平方米，人均住房使用面积18.67平方米。如此高的住宅建设速度，如此多的住宅建设量，北京贫困人群早已过上“幸福生活”了吧！ 然而，再看看政府为低收入阶层建的经济适用住房。以2002～2003年为例，每年经济适用住房竣工面积仅200万～300多万平方米，只能够满足2万多户低收入家庭居住。如果政府按2万户/年速度为低收入家庭建设住宅，近10年来仅提供了约20万套户的经济适用住房。可北京有1423万常住人口，按贫困人群占北京总人口的20%推算，大约有75万户居民需要政府提供经济适用住房，但经济适用住房还不到商品房竣工面积的1/10，为了获得一处便宜住房，必然出现“千人排队”的等号景象。现实的情形是：大多数的贫困人群仍住在拥挤破旧的住房中，便宜住房成了他们改善生活中的最大渴望。许多贫困的外来流动人口更成了被“遗忘角落”，他们大多在城市边缘，住最为脏乱的房屋，过高的居住成本成了他们最大的生活负担，首都北京冰冷的寒冬成就了他们对城市的最初印象！ 提供就业的空间问题 伴随着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变，就业岗位的缺失已经造成了最大的社会贫困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北京旧城危房改造，使得一大批居民的住房问题得以改善，然而居民就业生活问题也“浮出水面”。例如搬迁的居民到了郊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及就业环境也跟着丧失，胡同内的小规模商业氛围变成了地产商名下的商场、饭店，适合贫困人群就业的商业环境已经成为历史。 而工业区的调整改造，本来遵循的是“退二进三”的改造思路，然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是，大量的高档商品住宅楼拔地而起，职工下岗了，但没有了再就业的商业空间。因为企业技术更新改造，需要大量资金，不得不听从开发商的意见，而开发商关心的是住宅好卖、收益高，商业产业回收资金慢。选择的结果是“退二没有进三”，下岗职工成为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的贫困人群。 在城市近郊区，为了改善北京的生态环境，从1993年开始实施北京城市绿化隔离带建设，北京城乡结合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