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整理】探析法治秩序的有效社会运行途径.doc

探析法治秩序的有效社会运行途径 摘要：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社会状态有有序和无序之分，而 HYPERLINK \t _blank 法律和道德是保证社会有序运行的两维。法律只是一种他律性权威，任何外在强制性他律要求，只有转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性自律后才会得到真正有效的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的道德自律是法治秩序的最高实现形式。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德治与法治同为治国方略，缺一不可。 关键词：德治；法治；自律；他律；最低实现形式；最高实现形式；并举 一、“德法并举”是科学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 德治与法治同为治国方略。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对于制约人的行为来讲，道德主“内”，法律主“外”；对于抑制人的犯罪来说，道德治“本”，法律治“标”；道德扬善抑恶，法律惩恶扬善。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道德因素存在于法治的各个环节，它不但是法治的基础，产生观念上的影响，而且发生规范和制度上的作用；它指导法律的制定，辅助法律的实施，促成法治的实现。它贯穿于法治的全过程，形成法治运行的内在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法治的恒久的活力。同时，道德也需要法治的保障。二者一刚一柔，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共同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和调控手段体系。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两个“坚持不懈地加强”，是我们确立治国方略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且强调二者的结合，将其上升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是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体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二者的结合，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完善有治国特色的治国。 二、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法律之治 法律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良好的法律是公意的表达，是一种公共秩序与公共权威的象征和保障，体现着某种正义、公平与理性。依托运行状况良好的制度平台，法律提供了一定程度和性质的社会正义、公平、秩序以及民主、自由与平等。 法治（rule of law），即法律之治，是一种严格贯彻法律权威神圣不可侵犯、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的治国方略。在实行法治的条件下，规范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唯一准绳是体现大多数公民意志的良好的法律，而非任何人格权威、特权、亲情；而且，作为反映社会成员公意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全社会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有效的贯彻。由此，法治社会具有某种规范性、稳定性与一致性。 博登海默说过：“虽然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些弊端。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法律的这些缺陷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还有一部分是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 在立法方面，法治的基础是完备、清晰、明确、统一的法律条文。但是，人类立法不可能完全预料社会生活中将发生的事情，以及人类语言本身的局限性———不可能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包罗、穷尽所有行为和事件。即使人类凭借自身的智慧最大限度地拟定了清晰、明确、严密、和谐统一的法律条文，但由于法律所面对的对象普遍、复杂与灵活多变，加上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和“法律语言的拙劣性”，总会出现法律的不和谐及应规定的未规定，不应规定的却作出了规定和已作出的规定不合理、滞后、不到位等缺陷。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拐卖人口的现象一度猖獗且屡禁不止，这与旧刑法中没有惩治拐卖人口行为的条文有很大关系。由于无“法”威慑买卖人口者，因而无法堵住拐卖人口的需求源头。最终导致一部分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受到极大损害，受害者家人及司法机关也为此付出巨大的物质与精神代价，但无“法”将拐卖人口者绳之以法。在类似的法律存在缺陷的区域中，社会的正义取决于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水平。因此，法律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永远是滞后的，法律也永远是不可能完备的，而只能是不断完善的。 在执法上，法律条文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