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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与国际调节机制的危机［瑞士］皮埃尔·德·塞纳克伦斯　冯炳昆 编译冷战结束加之以全球化进程，深刻震撼了国际政治的结构。与这些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区域性一体化运动加速以及某些国家的垮台。这些变化几乎到处显示出国家主权的危机，而且对国际调节机制也提出了质疑。它们还动摇了政治科学以前过于专注国家作用的理论架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治理的概念，它表明一方面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局与权力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应该将非政府组织在政治调节机制中的作用突出出来。不幸，整个治理问题业已被谋求新自由主义方针和计划合法化的国际组织所包揽，而且还被一些缺乏严谨理论的学者们承接过去，他们经常过分地混淆跨国机构的增加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些缺点不应妨碍对治理问题提出更适合当代世界演变的国际规章制度的研究。一、结构性变化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而全球化进程加速则与这些变化同时发生。一些因素诸如在世界经济中跨国公司势力的增长、生产方式的变革、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大、信息与通讯系统的进步、以及金融与财政市场的失控，也影响到国际关系的演变，使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如今我们处于昨日的世界与明日的世界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不再能从过去传承下来的理论框架得到哪怕只是大致的指导。按国际关系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对东方和西方甚至南方和北方的划分，现在已经失效。第三世界的概念尤其显得过时。诸如债务危机和强制调整结构、走向全球的市场趋势、许多亚洲国家经济迅速增长、以及苏联制度模式的解体之类事件，终于打破了在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内部原来形成的第三世界的团结纽带。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现象看来业已加速欧洲一体化，而且有助于乌拉圭回合成功缔约。作为变革的驱动因素，它们对于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对于在前南斯拉夫、前苏联各国及黑非洲一些地区的政治混乱、内战和人道惨祸的爆发，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前苏联的解体曾引起对国际新秩序的希望。这些希望同联合国组织的改革计划及创建新的规章制度机制相关，但是很快就归于破灭了。诚然，安理会不再因大国行使否决权而经常陷于瘫痪，但是，它仍然是大国的、特别是美国意志的随机工具。它的常任理事国从来没有停止以有选择的方式利用联合国，以便以合法方式保护它们的战略利益(海湾战争)，掩饰它们之拒绝承担国际责任(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以及发起维持和平行动以满足它们的内政需要(海地)。只要涉及对以色列的政策，美国一直阻碍遵守联合国宪章或调停建议。总之，对于各大国势力范围内的事态，联合国仍然无能为力，俄罗斯对前苏联各共和国的政策便是证明。集体安全机制的缺陷导致了大规模的无政府状态：在欧洲的中心地带，人们对自己的同胞施暴，发泄最邪恶的本能。在距欧洲不远的地中海南岸，阿尔及利亚陷入残酷的内战，似乎休止无望，看来国际社会对恢复那里的和平也无能为力。谁也没有力量或权威去结束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悲剧，或解决俄罗斯与它过去的那些共和国之间的冲突。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对安全的新威胁，特别是由于环境恶化、科技风险、人口变化、核武器扩散以及跨国犯罪等等问题。二、治理：一个脆弱的概念治理的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进入了关于国际秩序的讨论。世界银行以教导的口吻用它来指称那些从理论上说应是非洲的发展所必需的规章制度和政治惯例，而且凭借良好治理的观念把它们一个个加以界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将这一概念用于它的工作。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2年成立，领导人为前瑞典首相卡尔逊(Ingvar Carlson)及前联邦秘书长兰法尔(Shridath Ramphal)。约有二十位领导人参加，他们大多在联合国和欧洲联盟任过职或继续任职，其中包括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伯纳德·奇泽罗(Bernard Chidzero)、扬·普龙克(Jan Pronk)及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特别是在关于管理制度(regimes)的争论以后，治理的概念也出现于国际关系理论中。治理一词从来没有确切的定义。这个概念比政府一词的含义更广泛。它往往用于有关国际秩序的计划项目，作为有助于和平与发展的规章及惯例等含义的用语。它反映这样一种观念：各国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政府而外，社会上还有一些其他机构和单位负责维持秩序，参加经济和社会调节。这种管理和控制公共事务的机制，在地方、全国和区域的层次上，包括一套复杂的科层结构、具有不同程度等级制的政治权力、企业单位、私人压力集团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各国政府不再垄断指挥和仲裁的政治职能。现在行使这些职能的是多种多样的政府性和非政府性组织、私人企业和社会运动，它们合在一起构成本国的和国际的某种政治、经济和社会调节形式。治理意味着由所有这些不论其是否属于官方的政治单位、行使权威，进行控制。世界银行以这个词语表示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