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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学良的体育理念和实践 　　自1896年第一届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以来,世界各国－不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 先后加入,中国亦于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首次派运动员参赛。此次参赛的唯一运动员便是东 北大学体育专修科学生刘长春,刘长春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能取得如此殊 荣,固然是其努力奋斗的结果,但其成就毫无疑问与东北大学特别是东北大学时任校长张学良 的精心培养与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值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即将于北京举办之际,缅怀中国近代 体育史特别是奥运史的大力推动者张学良将军,探析其体育理念、厘清其体育实践,对于进一 步发扬光大张学良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张学良的“体育救国”理念的形成　　自汉朝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经历代统治者推广以来,整个中国社会都秉承 了“崇文抑武”的价值观念,其典型就是宋、明两个文弱王朝。后人总结明朝灭亡教训时甚 至提出“士人亡国说”,认为正是过分“重文轻武”导致明王朝军事实力薄弱从而不能抵御 清军的攻击。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在鸦片大肆泛滥、忽略体育教育、 社会经济生活落后等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人体质日渐虚弱,被外国人诬为“东亚病 夫”。在国势衰微、强敌入侵的大背景下,中国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们提出“师夷 长技以自强”,主张引进西学,近代体育也随着“西学东渐”的过程传入中国。　　由于发轫于国势凋零的历史条件,故中国近代体育起初并没有浓厚的竞技色彩,而是带有强 烈的“强兵强国”的政治色彩。洋务运动家首先将西洋体操引入军队,并任用洋教习带队练 习,其目的正如张之洞所说:“体操学,关衰旺,人人胜兵其国昌”［1］, 从而达到“制夷”的目的。维新思想家梁启超从政治高度出发,盛赞西方注重体育教 育,“锻炼强民之体魄”,主张中国借鉴西方之长,以体育配合智育,培养出具有“民德、 民智、民力”的合格公民,将体育视为个人全面发展与国家兴旺的政治基础。资产阶级革命 先驱孙中山将体育提升到挽救国家危亡的高度:“今以提倡体魄之修养,此与强种保国有莫 大关系。”［2］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革命派于1905年在绍兴创办了体育单科学校[C D2]大通师范学堂。清政府亦于1906年通令全国各省于省城师范学堂附设体育专修科,“以养 成小学体育教习”。　　由上看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已逐渐将体育当做救国的重要途径加以提倡,并在 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初步实践。进入20世纪后,中国状况不但没有改观,其情势反而愈加急 迫。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清廷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由此完 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沙俄(及其后的苏俄、苏联)与日本在东北展开了激烈 的争夺,东北人民饱受凌辱,东北面临瓜剖豆分之势。　　生于1901年的张学良在成长过程中亲身体会了被压迫者的切肤之痛。在与进步人士特别是与 孙中山的交往中,张学良吸收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精华。“皇姑屯”事件后,他子承父业 ,作为东北的实际统治者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亡国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学良形成了 他“体育救国”的理念,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五育并重”、注重体育。由于地处一隅,加上清政府实行边禁政策,因此东北地区 文化发展滞后,教育尤为如此,张学良希望通过教育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在梁启超“三育 并重”的基础上,张学良提出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将教育看做救 亡的起点与立足点:“诸生务须认明今日教育为救国方法之出发点,今日学生,为将来国家 之主人翁,……必须养成完美人格,求得真实学问,方不负养士初衷,才可负救国重任”［ 3］672。针对中国当时整个社会忽略体育的现状,张学良感到百倍惋惜:“我们中国教育界 ,大半不肯注重体育,所以各处学生,多半体质柔弱,把他们的学业,间接耽误了”,“健全 的精神,藏在健全的身体里面”,“如果没有好体育,就是有好学问,也恐无用了”。有鉴 于此,张学良要求学生“个个特别注意体育,然后用健全的身体,研究精妙的学问,造成有 用之才,方不负国家设学的本旨”［4］。在此,张学良纠正了历史上的理念偏差,明确 指出 :体育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健全的身体是智育的物质载体,更是“养成完美人格”、改 变国人“东亚病夫”形象的重要途径。　　其次,“抵御外辱、复兴民族”。作为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推崇体育,不仅仅把体育看做 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将体育与挽救民族危亡紧密联系起来。“强国必先强种,强种 必先强身”,为此,张学良主张在学校推行严格的军训制度,“夙日锻炼学生之体魄,灌输 军事之知识,养成不屈不挠大无畏精神,为国家扞卫藩篱之干城”［5］。他要求青年 学生不 但在校期间重视体育训练,而且步入社会以后,也“必须长此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