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人才”生长于怎样一种文化.docVIP

“杰出人才”生长于怎样一种文化 　　钱学森辞世，那个由他发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成了一个被人广泛关注的“钱学森之问”。我认为在这个“钱学森之问”的前面似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先行“直面”解决，这就是何谓“杰出人才”？ 　　钱学森提出这个问题，他对这问题当然是清楚的。他对自己的学生谈到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时曾说：“整个学校的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冷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这些话载于2009年11月5日的人民网和人民日报，据说这是钱先生的最后一次谈话，表达了他对国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忧虑”。 　　在这里，钱老反反复复说到的就是“创新”。“创新”不是别的，就是想别人之没有想、不敢想，说别人之没有说、不敢说（顺便说一句，这种“敢想”、“敢说”，当然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异想天开和胡说八道，而是在科学上的特立独行，勇往直前），也就是一种完全独立、自主的思想和人格。可以说，“杰出人才”就出于这种“创新”人格，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这样一种“创新”人格本身就是“杰出人才”――“创新”的成就有大小，“杰出人才”自然也有等级的区分。 　　当问题落到这一点时，另一些问题就出来了：首先，长期以来这种“创新”人格不要说作为“杰出人才”，哪怕是正面的、肯定性的评价在我们这里获得过吗？我们都承认钱学森是科学界的“杰出人才”，这种承认是与他早就取得的杰出成就联系在一起的，是因其“成就”而肯定了他作为“杰出人才”的存在，可是他在取得“杰出成就”之前的“创新”精神被我们作为“杰出人才”的标志肯定过吗？进一步说，更大量的还没有取得出“成就”的“杰出人才”，也就是那些与钱学森具有同样“创新”精神的人才，我们承认过吗？再进一步说，是不是取得“杰出成就”的“杰出人才”都如钱学森那样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爱护呢？不要忘记，物理学界的著名“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除了钱学森，其他两个人可都被打成了“右派”；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就是“钦点”的“右派”；中国早期物理学的奠基人叶企孙、饶毓泰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大跃进”时也有无数著名的学者、教授、科学家被“拔了白旗”；同样是取得“杰出成就”的“杰出人才”如陈寅恪、老舍、傅雷、周信芳……的遭遇更是尽人皆知；至于年纪轻轻就写出了不同凡响的《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作为“反革命”长期被关在监牢里，出来时已经成了一个木讷、痴呆的废人，著名作家沈从文一“解放”就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才华洋溢的遇罗克因独异的《出身论》而死于非命，更有不计其数年轻有为、思想敏锐的莘莘学子在“反右运动”中成为“阶级敌人”，其闪光的青春和洋溢的才华活活葬送在暗无天日的“改造”生涯中……就更不消说了。这一切都告诉我们：首要的和更关键的问题是，在我们这里，“杰出人才”从来也没有获得过它真实的意义；我们_直在沿用“革命”年代的“人才标准”，依据“兴无灭资”的政治功利性要求裁决。“人才”和塑造“人才”，所以，问题的实质首先不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根本就不要钱学森意义的“杰出人才”。或者说，正因为他们是能见人之未见、决不“人云亦云”的“杰出人才”才遭遇到毁灭的命运。 　　历30年之久，再经历几次大型政治运动的淘洗，我们事实上是在千方百计地建构一种培养“革命人才”的“革命文化”，这就是“唯上（最高领袖）”、“唯书（毛泽东的书和‘最高指示’）、“不唯实（科学的求实精神）”。某种情况一旦成为“文化”，就不再是个别、孤立的现象了，而是形成了一套机制，“革命文化”也是如此，而且极为深透：从幼儿的家庭教育开始，到小学、中学、大学的学校教育，再到工作岗位的社会教育，开眼所见，充耳所闻，包括决定一个人安危祸福命运的有形无形绳范，都在构筑着“无所逃于天地间”的“革命文化”。于是一代“革命人才”涌现了，相当有力地造就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才”基础，而钱学森意义的“杰出人才”则完全不见了。 　　一个充塞着“革命人才”的社会，革命意识形态当然不会受到挑战，“革命路线”的“稳定”也不消说。上一世纪70年代末“凡是派’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批示我们都始终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