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董”立法卡壳保监探索“提名”.docVIP

“独董”立法卡壳保监探索“提名” 　　11月14日，中国保监会第一届保险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开课”。在金融危机的当下，保监会召集百余名独董前来集训，将饱受争议的独董制再度带入人们的视野。 　　9成独董“失职” 　　自2001年8月16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来，上市公司虽然都按照相关规定设立了独董，但由于各种原因，独董至今仍难脱“花瓶”之嫌。 　　在这次培训班上，保监会主席吴定富认为，“花瓶董事”之说未免偏颇、欠客观，但坦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问题”。吴定富谴责有些独董“不仅没有起到监督作用，反而沦为保险公司违法违规的‘帮手’”，认为独董的独立性仍有待加强。 　　吴定富的谴责确实有所依凭。近年来，大陆企业高管薪酬畸高，甚至逆市上扬，激起很大民怨。有人认为，独董在当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据了解，2008年，被沪深交易所谴责或被监管机构立案稽查的上市公司中，95%以上的独董并没有及时或者提早发现并提出异议，而这种状况从独董制推出至今都大抵如此。 　　中小板公司2007年年报分析显示：独董对于需要发表独董意见的重大事项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深市主板上市公司独董意见类型为“反对”的仅占表决议案总数的0.36%。 　　社会上有人形容，独董是“开开会，举举手，拿钱就走”。对此，吴定富认为，“开会举手只是工作方式，但会要开好，手要举好”。对违法违规或明显损害公司和被保险人利益的，“不但不能举手，还应坚决反对，否则会被取消任职资格，甚至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制度“歧路”发展 　　作为中国上市公司独董制的初创人之一，证监会原副主席、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西庆并不讳言当年引入独董制，“基本上是参照西方的想法来做的”。 　　高西庆介绍，独董制在国外是一种平衡大、小股东关系的机制，由于独董必须是“无利益关联的”，因此更能够站在中立的立场去行使权力，更有可能去防止内部人控制，在法律层面上讲也增加了“可预测性”。在他的设想中，独董应当在公司的薪酬、提名。审计三个专业委员会中占据绝对性的位置。 　　然而，独董制这个被证监会力推的制度并没有走向通道坦途。继郑百文独董陆家豪事件后，上市公司违规事件频仍，魏杰、董安生、萧灼基等颇具影响力的独董纷纷请辞。 　　经济学家魏杰当时以“无法了解和把握公司的真实运行情况”为由提出辞职，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独董制度在我国已走到尽头！我之所以辞去独董，就是为了给全社会提个醒，这个制度目前搞不下去了”。 　　对公司治理问题有专门研究的北京大学副教授邓峰认为，独董要能发挥作用，需要得到股东的支持去监督董事和管理者，股东与公司的利益和人格要相独立，而且公司的最高权威应该是董事会而不是股东会，同时独董应当拥有实权。然而，这些条件在中国都不具备。 　　高西庆也坦承，当时引入独董制“目标很明确，想法也比较单一，就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最好的。但引进之后才发现一些问题，如中国该有多少独董，谁可以当独董，另外还有诚信缺失、人情社会影响等因素”。 　　虽然中国的独董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发出了自己的一些声音，其社会认同度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离社会公众的要求似乎仍有距离。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林表示：“现在社会对独董的评价在经历了低谷之后实际在慢慢回升，这是一个V字形的走向，当然，会不会出现W形目前尚未可知，将来独董制仍有需要作一些调整。” 　　独董“提名”探索 　　“中国和美国公司股权结构和社会文化截然不同，这是独董在中国‘水土不服’，或是‘南橘北枳’的重要原因之一”。香港大学法学院副院畏、香港大学中国与全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张宪初这样认为。 　　“在中国担任独董是有个人风险的，”资深证券人士刘君说，“实际上，不少独董是非常忠厚的人，让他们负责任也很无辜，因为他们确实不懂或无能力去懂。同时，他们是公司很恭敬地请来的，按中国人注重人情关系的文化来说，提反对意见实际很难。” 　　“中国人情都这样，我不敢说我一定不会，但多数人可能会这样，”高西庆说，“中国的大文化我们无法改变，也无意去改变。但我们既然要建立这个制度，就要在这个领域当中改变这个（卖人情的做法）。” 　　在这次培训班上，吴定富表示，保监会拟将设立试点，探索改进独董的提名机制，加强监管机构对独董提名选举的干预，进一步增强独董的独立性。 　　叶林认为，“提名机制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大的事情去考虑，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的独董都是原有的股东或董事建议，形成人选，难免会有人情上的亲疏远近”。但对于有人提出的独董应随机从人选库中抽取的提议，叶林表示反对，他说，“这样可能难以达到企业内部的和谐统一，因为独董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实行监督、督促治理，但并不是刻意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