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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利制衡权力 　　福建屏南“史上景强政府招考”一事刚落幕，宁夏吴忠又爆出有青年因举报“官二代”遭跨省刑拘。同样是在公务员招聘上徇私舞弊，却一个比一个蛮横。在为“官二代”量身定做招聘条件的屏南县财政局长游代进已被免职、“被招聘”者的父亲宁德市某副市长也公开道歉后，吴忠市警方还敢于跨省拘捕王鹏，甚至控制王鹏父母，原因是王鹏怀疑并举报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马崇林，吴忠市委常委、市政协主席丁兰玉的儿子马晶晶在公务员考试中作弊。 　　随着媒体的深度介入，舆论的高度关注，王鹏案也已得到纠正，吴忠警方不但承认了“错案”，而且迅速处理了直接责任人。但是，这种结果并不能取消问题的严重性，不能抹去人们心中的疑云：为什么这些掌权者敢于明目张胆地蛮横、嚣张，为什么官侵民权、民利总是如此的层出不穷、肆无忌惮？ 　　是这些官员傻吗？ 　　当然不是。实际上，他们对周遭利害得失的判断，可能还一直很“精到”，这也是他们此前仕途顺畅的重要原因。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权力是上级封的、领导给的，跟所谓“人民”毫无关系；真正能影响其仕途的，除了上级和领导，最多再加几个监察部门。只要把这些人打点好了，他们就可为所欲为，对其他草民用不着顾忌。正像河南大贪官张海钦向情妇传授的：“抓住上游（上司），吓死下游（部下），天下大吉。” 　　就在这种“天下大吉”中，名目繁多的党内监督沦为戏场；而飞扬跋扈、横行无忌成了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抽天价烟、戴名表、开名车的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扬言：“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某省政协主席质问：“老百姓为什么不公布财产”；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更责问记者：“你们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清代历史学家在总结明朝灭亡教训时，得出一个结论：“贿随权集”――腐败现象总是随着权力而聚集，谁的权力大，腐败就蜂拥而至。要制衡公权力的这种扩张性和腐蚀性，唯有依靠民众权利。民众是政府存在的原因，也是其目的，民众权利是一切公权力的源头；公权力由民众权利派生，其职责也仅仅是：管理公共事务以保障公民权利。因此，民众才是公权力最忠实可靠的看守者，他们对公权力行使的正当与否，最具切身感受，最有发言权。也因此，民众是公权力的最有效监督者和制衡者，没有对民众权利的保障和伸张，制衡官权力就只是空话；而民众权利的充分行使，本身就是对官权力的实质性限制。 　　正因为民权不彰，缺少保护，难以行使，才造成官权无边、支配一切的现实。伴随官员飞扬跋扈的，必定是民众的束手无策，甚至失去做人尊严，沦为被“收拾”的对象。体制内部诸如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质询、罢免或撤换之类“以权力制衡权力”的设计、设置再多，没有了民权垫底，最终难以跳出“给自己定规矩、给别人出政策、执行监督一肩挑”的恶性循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也只是空话或过场。 　　宪法赋予民众的权利是官员行政权力的边界，对权力的终极监督就是民众的监督。保障和伸张民众权利，既是制衡官权力的核武器，也是怎么都绕不开的首选武器。近日最高检披露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近几年检察机关每年受理10多万件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举报线索，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中，群众举报或通过群众举报深挖出来的职务犯罪案件占立案总数的7%以上。 　　要保障和伸张民众权利，首先必须让法律摆脱行政权力的干扰和羁绊，显现权威和尊严。其次，在法律上确立民众权利保障的优先地位，将“权利优先”观念普及全社会，同时为权利的保障和行使提供充分的途径。中国虽在2004年已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人宪法，使权利获得了应有的法律地位，但执行得还不够彻底，需要进一步深化，需要为宪法所承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物仅等多个权利的具体落实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要用“权利优先”的标准重新审查已颁布的各项法律、法规、剔除、修改其中可能妨害民权的部分，建立以宪法为依托的人权保障体系。再次，要在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权，通过民众的积极参与，来保证官员行政权力的正当行使。 　　权利对权力的制衡，民众对官员的监督，是一个世界性准题，它不仅要求权力运行的规范、透明，具有可监督性，而且要求民间具有参政问政的意识和力量，二者缺一不可。为此，必须认真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确保公民的知情权；同时增加公民制约权力的社会资源和力量，让民众可有效组织起来，对国家权力行使有力的制约和监督。 　　当权利遭到权力侵害时，除了诉诸法律，唯有诉诸舆论。所以，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舆论及新闻媒体是凝聚权利制衡权力的重要载体。上述不良官员的落马，弱势民众命运的改善，都始于舆论的曝光。舆论的横空介入，可形成不容忽视的民意压力，改变官员不当行为的利害得失结果。正因如此，宁夏吴忠的跨省刑拘案至此还不能轻言结束，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