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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万“台流”滞留大陆 　　1999年，台北人卢华（化名）踏上了一趟令不少台湾人羡慕的旅程――西进中国大陆淘金。2010年初，他又做出一个同样坚定的抉择――返回家乡。 　　那一年，35岁的卢华与太太离婚，辞掉台湾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的工作，一个人带着30万美元的积蓄来大陆闯荡。郭台铭是他的偶像，他的心愿是要开一家每天早上有员工排队上班的工厂。 　　之后，卢华当台商，开台湾菜馆，菜馆倒闭后又成为“台干”（台湾籍干部的简称），辗转各类台资企业，一共换过9张名片。再后来，卢华宣告失业，剩下的一点积蓄，他捏着不敢乱花，蜗居在上海。 　　从此，卢华开始了长达两年多被他称为“准台流”的生活：看二月河写的书，上网看韩寒的博客，窝在家中看老乡们演的电视剧《再见阿郎》，钱不够时找朋友借。台湾是不能回去的――“可以在大陆失败，却不能在台湾丢脸”，他不想破坏他在两个女儿心中的形象，当初离婚时，她们选择了跟着妈妈生活。 　　最困难时，朋友借给他10万元人民币，他炒股赚了些小钱。“如果股市大跌，也许我一辈子都还不上朋友钱，会沦为‘台流’的最下层――骗子、流浪汉。” 　　2010年初，一场金融危机让他的股票迅速贬值。春节前夕，他敲碎储蓄罐，数了数里头所有纸币和硬币，一共1万元多人民币。梦想彻底破灭，是时候回台湾了。 　　“这些钱够买回去的机票，卖掉早年在大陆购置的房子，能在台北安定下来。”他回到了原点。 　　浪子回头的故事并不多见，卢华还没有落魄到真正的“台流”的地步――带了毕生积蓄到大陆投资、就业，却因经商失败或失业等其他原因，流落街头。有家归不得的台湾人，被他们故乡的媒体称为“台流”。这个名词来自于大陆的“盲流”一词，即大陆用来形容无户籍、无固定居住所、无固定收入并“窜流”在大都市角落的外地人。 　　卢华用10年去而复返的经历，谱写了台湾人西进的另一类故事。经历了数年持续增长之后，从台湾前往大陆投资的淘金潮已经逐渐降温。 　　台湾海基会曾在2006年进行过非正式统计估算“台流”约有4万人左右，近年人数更是有增无减，而且有益发年轻化的趋势，但这些人员的短期变动很难跟踪，确切数字难以估计。 　　“许多时候不是这些台流不愿回家，就是台湾家属不愿为其付机票和旅费，让‘台流’问题始终难以根绝。大陆各省都有收容站，收容的台湾人数目不一。”海基会副秘书长马绍章称。 　　“台流”大多集中在台商聚集较多的城市，包括上海、东莞、福州、厦门等地。由于人数不少，这些地方的台办还会委托一些收容单位为台湾人提供服务。运气好时，大陆台办和台湾海基会伸出援助之手，甚至垫付机票费用，或联络台湾家属接回他们。 　　8月上旬，一个由台湾“司法院”、“陆委会”、“法务部”、“内政部移民署”、“调查局”、“刑事警察局”与海基会组成的17人司法考察团到大陆参访。这个考察团首度走访福州市民众收留站，了解“台流”的收容环境及现阶段的协助措施。 　　第一代“台流”：个体台商 　　1999年，并非富豪的卢华随团到上海考察，受到地方单位殷勤款待。彼时，台湾刚挺过亚洲金融风暴，他更看好大陆的投资环境。次年，他花了200万元人民币投资中餐馆，餐厅之大可同时容纳300位客人。 　　卢华赶上了投资潮的末班车，三杯鸡和蚵仔煎等台湾菜借助台湾青春偶像剧闻名大陆，中小城市的街头，几乎所有奶茶店都打着“台湾奶茶”的招牌，卢的餐厅起初也十分红火。 　　在卢华赴大陆淘金之前的十年，自1987年台商登陆以来，台湾人赴大陆淘金的热潮丝毫不亚于当年美国的“西进运动”，而且相比那些白手起家的美国人，台商大举西进时，有着足够的自信和资本――1990年代初，台湾一个岛的GDP就相当于大陆GDP的40%。 　　早期，台商们普遍信任自己人，喜欢雇佣台湾籍干部管理其在大陆的工厂。为了鼓励更多台湾管理人才来大陆分公司上班，台商往往开出高于台湾本土2倍以上的工资，而大陆的物价水平远低于台湾，“台干”在大陆的生活可谓无比风光。一些台商和“台干”们腰缠外汇，穿全戴银，手指上带的戒指和麻将牌一样大。 　　不过，赶上末班车的卢华，好时光并不长。很快，卢华等台湾“个体户”的遭遇成为台湾人赴大陆“投资有风险”的教材。 　　“在上海，顶下一家店，只要人民币五六万元就搞定，不少台湾人趋之若鹜，误以为此地是小资本家的天堂。2002年，我的菜馆隔壁就冒出了好多家台湾菜馆，恶性竞争，实在经营不下去70有机会你去上海仙霞路看看，八成的店面都是台湾人开的，但这些店面换手率很高，一年甚至可转手三次之多。”卢华认为自己早年的经营失败纯粹是因为经营不力，低估了竞争对手。 　　此外，也有不少台商则是因为被“欺诈”而沦为“台流”。在北京经营“台湾XX酒店”的许淑惠，投资全部打水漂，沦为无业游民。 　　2003年4月，SARS肆虐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