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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因果关系研究 指导老师：楼迎军 作者：薛晓栋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采用建立在ECM(error-correction models)上的葛兰吉因果关系(Granger causality)检验，运用了中国1978年至2001年的年度数据来推断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量入为出( tax-and-spend )关系，量出为入( spend-and-tax )关系，还是财政协同( fiscal synchronization )关系。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收支间的关系符合量入为出( tax-and-spend )假说。 关键词：量入为出;量出为入;财政协同 一、前言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财政预算赤字的扩大，Su（1990）、 Kau and Rubin（1981）等都进行了关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结果显示，有的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关系是符合量入为出（tax-and-spend）假说，有的是符合量出为入( spend-and-tax )假说 ，有的是互为因果关系。但至今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支方面的研究还非常有限。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运用了中国1978年至2001年的年度数据，通过建立在ECM(error-correction models)上的葛兰吉因果关系(Granger causality)检验来推断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因果关系。 近年来，我国政府预算规模扩张的趋势，引起了国人的普遍关心与瞩目。而在分析公共部门规模扩张的原因时，政府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先后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点。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来了解政府过去预算的编制原则是以“量入为出”为主，还是“量出为入”为特征的。 二、文献综述 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之间，应该是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至于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则并无一定的共识。假如单从规范面的财政理论来看，政府收入与支出的决策应是同时讨论、同时决定的（Musgrave and Peacock,1958）。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上，公共支出计划的制定与税收政策的修改很少有同时决定的，而大多是各自进行的，并且由于税收稳定的要求，税收政策的修订次数显然不如支出政策来得频繁。 一般而言，政府支出额度的变动在先，收入规模的调整在后。也就是说，政府的“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一般是先计划好下年度所需花费的预算额度，再修订税收政策以筹措足够的财源(Barro,1974,1978;Weidenbaum,1983)；因此在政府总预算的时间序列资料上，是支出规模变动在先，税收规模调整在后。另外一些学者则相信政府是“量入为出”的，即由收入的多寡，来决定公共支出的大小(Friedman,1982,1984,1988)；因此，增加税收会增加政府支出，而减税会降低政府规模。美国里根总统时代，一些减税政策的支持者，即属于这一学派；他们相信，减税可迫使政府“减肥”，抑制支出。小政府的主张者（Milton Friedman,1982）说过，政府规则第一条是，政府只会花完它可使用的每一块钱，然后留下人民所能忍受的最高预算赤字负担；所以增税根本就无助于预算赤字的削减，而只会导致公共支出规模的加倍扩张。 上述两派理论，各有其支持者。但在实证研究方面，由于资料取材与分析模型的差异，研究结论也不一致。Su(1990)、Blackley(1986),Manage和Marlow(1986)发现政府多为“量入为出”的实践者；Furstenberg、Green与Jenog(1986a,1986b)则指出政府较常“量出为入”；另外，Ram(1988a)认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做法恰好相反，中央政府偏好“量入为出”，而地方政府则比较偏好“量出为入”；Hoover和Sheffrin(1992)表示，在历史上，政府多以“量入为出”为导向，但自六十年代后期至今，税收与支出规模的变动，是彼此独立互不相干的。不过，这些实证研究，大部分的分析都只限于美国政府，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可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三、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运用的关于GDP（RGDP），财政收入（RGR）和财政支出（RGE）（1978=100）的年度数据见表1。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财政理论指导思想的改变，扩张性财政政策被经常使用，扩大政府支出来扩大内需，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在此期间，中国财政赤字也不断扩大。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仅在1978年和1981年两年出现财政盈余，1985年财政平衡，其余皆呈现财政赤字，且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越来越大，1997年之后的赤字更是大幅跃进，1999年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