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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推进与完善 　　[摘 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对于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加速建设法治政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了关于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顶层设计，但各地在实施该项制度时，在人员遴选、工作职责、工作机制等方面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应从规范遴选程序、明确工作职责、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和薪酬激励机制等方面着手，推进和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关键词]政府法律顾问；依法行政；推进；完善 　　[中图分类号]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 ― 0062 ― 02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肇始于欧美国家，并在这些国家的政府活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这项制度也已经完成了顶层设计，进入到了具体制度的推进和完善的环节。 　　一、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但各地的具体情况存在较大不同。从人员数量来看，各地多寡不同；从组成形式来看，有些地方是政府法制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些地方是顾问团，有些地方是公职律师，还有的地方则聘用了较多的社会律师；从实际效果来看，有些地方的政府法律顾问在政府行为中参与度较高，较好地履行了职责，而有些地方则完全流于形式。 　　各地之间出现如此差异，其原因是至今尚未出台关于政府法律顾问的法律或行政法规，虽有几部部门规章，但法律效力不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这表明我国对于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已经完成了顶层设计。当然，党的全会的《决定》只能发挥指引作用，相关部门应抓住契机，适时制定相关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为该项制度的完善和推进提供法律保障。 　　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现状与不足 　　（一）思想认识方面 　　我国“人治”色彩极为浓厚，政府行为欠缺法治理念和精神，领导干部普遍缺乏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重文件精神和长官意志、轻法律规则”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因此并不真正重视政府法律顾问的意见，甚至对法律顾问指出的法律风险置若罔闻。可以说，在很多地方，由于观念落后，“依法行政”的主动性不强，对政府法律顾问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许多地方的政府法律顾问都处于“顾而不问”的尴尬境地，其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二）人员遴选方面 　　1.遴选标准较为模糊 　　从各地对政府法律顾问的遴选标准来看，通常表现的较为模糊，主观性较强，欠缺刚性的、量化的标准。遴选标准模糊，实际上人为地扩大了遴选范围，既增加了遴选工作的难度，也难以保证选出的政府法律顾问具备预期的工作能力。 　　2.遴选程序具有随意性 　　遴选标准模糊直接导致了遴选程序的随意。很多地方的政府通常在一个相对较大的范围内根据社会关系或者某些领导的个人喜好来最终确定顾问人选，整个遴选过程既不能保证公开、公平、公正，也无法保证充分的竞争。其弊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种以推荐为基本方式的遴选机制，并未充分考虑当事人的意愿，可能无法充分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如一些知名的社会律师，即使最终当选并且基于各种考虑担任了政府法律顾问，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可能因自身业务繁忙等原因无法有效地履行职责；二是这种遴选方式没有引入竞争机制，既隐藏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性，也会因此而引起落选者的不满。 　　（三）服务范围方面 　　长期以来，各地政府法律顾问的服务范围都比较单一，一般都是在政府外围工作中发挥一些作用，如陪同领导接访、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参与处理重大突发性事件或群体性事件等，很少能够参与政府的中心工作、重点工作和日常工作。不少地方的政府欠缺规避法律风险的意识，虽然实行了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但长期不向法律顾问咨询任何事项，法律顾问“名存实亡”，只有当政府行为出现重大问题，法律风险已成为现实时才想到让法律顾问进行事后补救，把法律顾问当成了政府的“消防员”。 　　（四）工作机制方面 　　政府法律顾问的工作机制缺乏明确的、刚性的规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作职责不清、程序不明。各地对于政府法律顾问的具体职责大多没有明确的规定，随意性较强，更多地把法律顾问的职责局限于“事后补救”的范围；而对于法律顾问如何参与政府行为、如何出具法律意见等程序性问题，更是鲜有规定。 　　2.考核评价和信息反馈机制不健全。对于政府法律顾问的工作表现，没有一套完整的考核评价体系；而对于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意见是否被采纳、未采纳的原因或是采纳后的效果等问题不能及时地反馈给法律顾问，不利于法律顾问改进工作，提升“顾问”水平。 　　3.薪酬、激励和惩戒机制不合理。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