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岑仲勉《隋唐史》对陈寅恪隋唐史研究的批评.docVIP

试析岑仲勉《隋唐史》对陈寅恪隋唐史研究的批评 　　摘要：岑仲勉的《隋唐史》是其文学研究的代表作，其文中对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多有批评。其中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关陇集团问题以及牛李党争问题方面，这两人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岑仲勉的《隋唐史》和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在编目和体例存在着不同；二者的出发点和角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其各自的研究有进步的地方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性，这些差异性正好构成了未来研究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 　　关键词：岑仲勉；《隋唐史》；陈寅恪；隋唐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陈寅恪和岑仲勉是我国上世纪研究隋唐史领域的先驱和领导人物，但是这两个人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出发角度和视野不同，导致了两者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是相对的。而《隋唐史》是岑仲勉研究隋唐历史方面的代表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文中很多内容和观点都对陈寅恪的研究观点提出了批评。本文主要对两者的著作进行研究，分析其中的不同，并对几个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探讨。 　　一、关陇集团问题分析 　　陈寅恪在《略论稿》、《述论稿》中提出关于隋唐统治阶层的氏族升降，提出了关陇集团基本论点。隋唐时期的宇文泰以少数民族的尊卑将六镇民族割据在关陇一带，在统治过程中为了与高齐和萧梁争夺霸主的地位，实施了所谓的关中本位政策。陈寅恪在自己的著作中将这种本位政策所形成的政治集团称之为关陇集团。这个集团从西魏时期一直持续到唐代初年。陈寅恪认为，关陇集团对当时的山东士族采取了抵制和压制的政治对策，等到唐朝兴盛之后，开始破坏关陇集团，并开始崇尚进士文辞之科，有目的地提拔新兴的阶层，最终导致了该集团的消亡。而岑仲勉在其代表作《隋唐史》中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他首先对当时唐太宗时期的宰相籍贯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和分析，分析的结果是，太宗朝一共有25人担任过宰相一职，其中有18人并非是当时所说的关中人，这些人的籍贯主要分布于江左、河东以及山东和江南等地区，这些人已经占据了当时宰相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因此，岑仲勉认为，当时唐朝仍然保持着本位政策是十分牵强的说法。岑仲勉认为，早在隋朝的中后期，这个政策就已经发生动摇了，进入唐代初期以后，唐朝的统治者并没有使用这种政策。这些说法也获得了不少研究者的一致认可。此外，岑仲勉的研究方法和方式也被一些隋唐史的研究者所借鉴。陈寅恪著作中还提出了当时关陇集团被瓦解的原因是武则天的蓄意破坏。岑仲勉质疑说，初唐时期，统治阶级就开始优待太原人员，而当时太原不属于西魏的范围，如果当时仍然采用这种政策，其已经从龙字辈就开始会受到危害。岑仲勉认为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历史的实际。岑仲勉通过详细分析发现，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内任命的宰相数量在73人，确定了为进士或者明经出身的宰相人数在十分之三左右，通过历史文献发现没有偏向进士科的现象。因此，说武则天蓄意破坏关陇集团的这一说法有待商榷，其说明脱离现实现象十分明显。岑仲勉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的结果说服力十分明显。虽然在盛唐时期，武则天的统治政策对科举出身的人有利，但是其作用没有实际那么夸大，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局面的确立似乎应该是在贞元之后才逐渐形成的。 　　与番将问题密切联系的是唐朝时期安史之乱的原因以及叛乱后河北地区的藩镇问题。陈寅恪认为，安史之乱的首领是自成一个系统的善于战争的月氏种族人。安史叛乱的关键原因是由于首领的宗族问题，安史叛乱之后，其统治的将领以及民族始终与唐朝的统治阶级保持敌对势力，与中央统治阶级相抗衡。岑仲勉在研究之后，首先对安禄山的种族问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安禄山并非月氏种族人，且安禄山在战争中经常会打败仗，并非善于征战的首领，因此，善战与否不可以简单地以宗族之名冠之。傅安华认为，在国家统治过程中任命番将是为了当时战争的某种需求，合理运用番将人才可以发挥其更大的作用，但是任用番将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其并没有发生事件的力量。从这方面看，陈寅恪的观点并非一无是处。岑仲勉还指出，安史之乱时期，与唐代统治阶级相互对抗的人只是藩镇及其部将等首领人员。按照岑仲勉的观点，统治阶级重用番将实在是无奈之举，是边防战事形势所需，但是也不能说番将战士和首领就一定会叛乱，河北藩镇对抗唐朝的统治者也并非是陈寅恪所说的河北全部军民。 　　此外，陈寅恪认为，在唐代关中本位政策还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一般人发动政治革命是不容易成功的，唯有中央领导者发动革命才可以成功。而岑仲勉以隋朝末期，隋炀帝被民间地方革命势力推倒为例反驳陈寅恪的说法。而陈寅恪也指出，“与夫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卒丧邦家”，认为岑仲勉忽略此，唐朝得高丽却守不住，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吐蕃正值繁荣盛世。而岑仲勉认为这并非是主要的原因，分析其中缘由主要有不同的几个方面，首先，辽东地区离中土较远，粮草运输艰难；其次，突厥种族侵犯，北方战事屡屡告急；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