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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奥斯卡的大陆抗污村民 　　淮南仇岗村村民以“有脑子”的方式维权，赶走污染企业，相关题材纪录片获奥斯卡奖提名。 　　王宗英今年93岁，说话不多，神智已现恍惚。但曾经，她是村里癌症死亡数字的记录者。村里每病死一人，她在墙上划一道杠。两年内，她曾划杠54道。死者相当部分是中年人。村里的九采罗化工厂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化工厂排出的污水流进沟渠，最终注入淮河。最严重时，村内空气呛鼻，田地蒙着一层白灰。 　　更多的仇岗村村民不是在墙上划道，而是集体自学拍照和拍DV，来记录村中的污染。不会上网的村民，却学会了跟媒体、NGO周旋，和企业打“马拉松”官司，并不废稼穑。同时，仇岗村村民积极钻研中央领导讲话及政策文件，以确保自身行为的“政治正确”。 张功利带领仇岗村民赶走了化工厂。图为张在已废弃的化工厂车司。 　　这似乎是一场行为艺术，却最终驱逐了村中的污染企业，并引起世界注意。2011年初，华裔导演杨紫烨以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仇岗村村民为对象拍摄的纪录片《仇岗卫士》获第83届奥斯卡提名，仇岗开始面对来自全世界的注目。39分钟的片长，人们清晰地看到他们的维权领袖张功利及村民群体的转变。制片人托马斯?列农表示，“你亲眼看着一群农民发现了新的自己。” 　　农民“讼棍” 　　2005年，占地107亩的九采罗化工厂在仇岗村开工建设。化工厂的围墙，就是仇岗村村民的院墙。村民王永翠记得当天曾打鼓敲锣，“市领导都来剪彩”。对化工厂污染的后果，村民们还没有概念。 　　开工后，村民家家户户开始在门窗缝钉上橡胶皮，以防刺鼻的废气进入室内，坐在院子里乘凉吃饭成为不再可能的事。没过多久，张功利发现自家通往下水道的白瓷砖被熏黄。他想到“砖能被熏黄，人呢？” 　　当年六月，化工厂外排的污水溢出，仇岗有村民引水灌溉农地，庄稼触水即死。下大雨后，化工厂排放的黑水漫进一位村民的院子，数百只鸡被毒死。张功利是最早的受害者，他的四分自留地紧邻化工厂院墙。《凤凰周刊》记者在仇岗村看到，如今化工厂虽已迁走，但地上铺着厚厚一层“白霜”仍经年不化，踩上去脚底打滑。化工厂里渗出的白色残留物使土地寸草不生。 　　仇岗小学的五年级学生曾布置作文题目，要求学生对附近环境进行调查。四十多名同学的命题不约而同，向蚌埠市环保部门反映仇岗村的污染情况。NGO组织“绿满江淮”将学生作文推荐给当地报纸刊发。仇岗村学生进言环保局的消息通过网络在全国引起关注。 　　张功利是村子里第一个和化工厂打官司的人。初中毕业的张功利今年六十岁，经常到新华书店买各种法律政策书籍，每晚会读上几页。 　　张功利说：“我看书是想懂法，当我懂法之后，如果政府不执行法律，我就可以谴责政府，可以维护我的权益。我手里有法律，我就不怕人。” 王宗英今年93岁，是村里癌症死亡数字的记录者。 　　在与化工厂打官司的过程中，张功利甚至成为一个手法老练的“讼棍”。张向律师咨询，得知中途撤诉可以退回一半诉讼费。每次打官司张都中途撤诉，他知道以自己的能力不可能胜诉，但与此同时却可以让化工厂领导付出时间和律师费。 　　张功利说，他不怕法院不受理，“我可以找法院院长要说法。院长如果不给回复，我可以单独起诉法院院长不作为。” 　　据说化工厂曾在仇岗村放言：“宁愿给法院十万，也不给张功利一块钱。”这给了张执著起诉的动力。 　　有智慧的维权而非群体性事件，是仇岗村村民自始至终的选择。蚌埠市委某官员告诉记者：“即使在后来仇岗村与政府发生冲突时，张和村民仍将议题着力控制在环境保护上，而不是进行情绪化的炒作，这是化工厂最终得以搬迁的重要原因之一。” 　　捐钱行动 　　2004年和2005年的两次开庭，没能制止化工厂排污。2007年，两百多名仇岗村村民要到蚌埠市散步抗议污染，被劝阻。 　　但敢于出头维权的人开始多起来，以张功利为首形成了一个核心。 　　王永翠是仇岗村一位性情爽快、敢于表达的妇女。她的侄子是化工厂里的高管，一方面，她需要维护家族利益，另一方面，她更要顾及村庄整体的利益。她选择的是后者。在各种场合，她的表态成了村民们有说服力的论据。 　　杨军是仇岗村村委会委员。他在村里、镇上乃至蚌埠市的龙子湖区里都有一定人脉，因此能打探到一些小道消息，比如当上级要来视察，化工厂提前一天在鲍家沟里放清水以掩盖污染真相。杨曾与化工厂理论，被化工厂的人打得鼻脸青肿，并未气馁。 　　年事已高的王宗英是仇岗村癌症死亡人数的忠实记录者。癌症年死亡率为千分之零点三属正常比例，也就是说，在有近两千人口的仇岗村，每三年有一人死于癌症是正常状态。但仇岗村在两年内有54人死于癌症。每当有外界人士前来，王宗英都会颤巍巍领着他们看自己在墙上留下的死亡标记。 　　NGO组织“绿满江淮”和村民们建立了联系，帮助村民向全国各地媒体寄送仇岗村的污染证据。媒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