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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建筑装饰细部纹样研究 　　摘要：辽代建筑继承唐代建筑风貌，建筑的装饰与色彩富丽，雕刻纹饰工艺细密、繁琐，颇富创造性。辽代建筑细部所使用的纹样主要呈现在建筑构件及建筑装饰上，如建筑的瓦饰、寺院中彩塑雕像、墙壁梁枋的装饰彩画、佛塔上的装饰浮雕等。中国工艺美术的诸多成就都体现在建筑的装饰成就上。 　　关键词：建筑装饰，细部纹样，研究 　　契丹建国之前，契丹族的社会生产以游牧为主，辅以狩猎，辽代建筑上的羊、鹿等野生动物便是契丹游牧活动的反映。辽代建筑中出现的乐伎的形象，穿着与契丹人的服饰很接近，他们身穿长袍，腰外系碟馒带，脚登长筒皮靴，这种服饰和当时汉民族服装迥然不同，体现了契丹人不同于汉民族的风俗习惯。契丹建国后，以耶律阿保机为首的统治者很快地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积极吸取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将契丹社会的发展纳入了封建化的轨道。辽代建筑装饰多元化风格的形成，与辽国成为当时南北与东西民族文化交流与融会的中心有极大关系。辽代建造了众多寺院与佛塔，其装饰纹样题材与风格也受到了大汗民族文化的影响。辽代佛教文化具有兼容性的特点，还表现在对漠北、天竺、海外等佛教文化的吸收和融汇上。除了有外域高僧与与契丹高僧的往来交流，西域的佛教文化也体现在建筑的装饰纹样上。 　　辽代佛像的纹饰丰富多彩，从表现内容上分为以下几类： 　　一、 人物纹饰 　　佛像、菩萨、力士、天王、飞天、乐伎等形象被广泛应用于辽代建筑装饰上。释逝牟尼佛像是辽代建筑中彩塑雕像及浮雕的主要题材，如北京万佛堂花塔、万部华严经塔、大明塔等佛塔上面都雕有释迩佛像。万佛堂花塔在东北面的假窗上端，并排端坐两尊佛像，左边的是多宝佛，右边的是释迎牟佛。飞天的形象是辽代建筑彩绘及雕刻的主要题材，大同华严寺建于辽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寺内现存辽重熙七年所建薄伽教藏殿和金天眷三年所建大雄宝殿，薄伽教藏殿内现存29尊塑像。其中释迦牟尼佛像背光上有一对飞天纹样，头梳双螺低髻，上身袒露涂金，红色披肩从右肩斜缠绕于腋下，下身着红色长裤，外裹绿色短裙，形体修长，腰长纤细，侧头曲单腿，手执菩提叶，双臂舒展悠然，翱翔飘逸自如，宛如浮空给人以神秘灵动的意境。奉国寺始建于辽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是辽圣宗皇帝耶律隆绪所建的皇家寺院，建筑彩画虽依附于建筑，但由于彩画不易保留，并且有重绘的传统，现存的辽代建筑彩画已属凤毛麟角，奉国寺大雄殿的建筑彩画就是其中最完整的实例。并且在彩画中出现了42躯飞天，奉国寺所保存的飞天皆有头光，或戴宝冠或结双髻，面部祥和、饱满，曲眉红唇，佩缨络、钏镯，披天衣。大量乐伎形象的雕刻出现在中原地区的辽塔上，不同佛塔上的乐伎穿戴以及所持乐器、演奏姿态都非常相似。如独乐寺塔、云居寺塔、庆华寺花塔上的乐伎多肩饰长飘带，下着长裙，腰系同心结。所持乐器有筝、拍板、排箫和曲颈琵琶等。 　　二、 动物纹饰 　　辽代建筑中动物纹样的应用也比较广泛，如麒麟、龙、凤、羊、马、鹿、雁等。大同华严寺薄迦教藏殿的垂兽，其形制与后世的龙头造型不同，而是兽首造型略偏于麒麟。首上无角，鬃毛微向前倾，背上饰有一张口吞脊的兽首，造型独特，别处无寻，仅此一例。龙、凤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理想动物形象，契丹族对龙似乎有着特殊的爱好，龙纹亦反复出现于辽贵族的冠饰、服饰及佛塔装饰中，与有辽一代相始终。羊、马、鹿、雁等是契丹畜牧狩猎业代表性动物，如药师塔上的鹿、羊浮雕，其上的鹿前蹄踩地，后蹄扬起，作奔驰状。双羊浮雕，两只羊双角相抵，领下有一缕长须，肢短体硕，似从高处跃下。辽代建筑上的动物造型体现了理想化与现实化的结合。辽代动物纹样还有仙鹤、怪兽、狮子等形象，怪兽与狮子都是西来品，是辽代工匠受西域文化影响而创作的作品。 　　三、 植物纹饰 　　辽代建筑上植物装饰纹样众多，经常出现的植物纹饰要属莲花，大多数辽塔须弥座上都有仰莲承托塔身，须弥座上的壶门内装饰有盛开的莲花图案。大同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彩塑佛像的莲花座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均为束腰仰莲式，莲瓣肥硕饱满，莲瓣尖端向外翘起，下部为圆形、六角形或八脚形台座，上面绘有花纹，很是精美。莲花纹饰除应用于承托基座，还经常被使用在佛像的冠饰、头饰及衣着的花纹中。莲花不仅起装饰作用，还蕴含着独特的意义。莲“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德，得到了佛教至高无上的崇拜。带有佛教意味的西藩莲、卷草、芍药花在辽代建筑中上也大放异彩。牡丹也是辽代建筑装饰应用较多的图案之一，如药师塔、灵山塔、西岗塔、庆华寺花塔上都有风格各异的牡丹纹样。此外植物中的松、柏、梅、菊等中国传统民居装饰题材在辽代建筑中出现过。 　　四、 几何纹饰 　　网目纹是辽代最常见、最为典型的一种佛像背光装饰纹饰，流水式的纹样像一张法网一样，预示着佛法无边。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内三身佛的背光，其内饰为网目纹，外侧则是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