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技术的道德难题与虚拟博弈论.doc

网络技术的道德难题与虚拟博弈论 ; 一、网络技术的休谟难题; 网络危机的形成涉及人、技术与道德三种要素。虚拟世界是人类利用技术手段对自然界的人类社会生活进行的人工仿制和再造,人不可能独立于虚拟世界之外,并且在虚拟世界的建构过程中人也被重新构造出来。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指出“技术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表现。”[4]但是马克思对“人与技术的实践关系”的彻悟并不能为解除技术危机提供现成的答案。在更多的人看来,休谟难题始终困扰着技术危机,这就是如何从“人与技术的关系事实”中推出“人应当如何”的问题。与一切技术危机相似,网络危机的发生学原理如果回避休谟难题的挑战就难以令人信服。由于不能从事实推出应当,道德就从事实中分离出去,这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可谓贻害无穷,无论是政治、法律还是经济、技术等行为都不再承担或者并不一定要承担道德责任。如马基雅维利主义将道德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从而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实证主义法学将道德从法律中分离出来,成就了“恶法亦法”;西方古典经济学中将道德从经济中分离出来,使现代人变为“经济人”。对于网络危机,休谟难题的本质是将道德与技术相分离,这样人们就将网络危机归咎于技术,并且以各种理由摒弃道德规范,由此引发的结果就是病毒入侵、信息窃取、色情暴力、诚信沦丧等等所有的灾难性后果。可见,如果从人与技术的关系事实中不能推出人应当如何的话,网络道德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与应有的权威。同时也有必要指出,网络技术之于道德与休谟难题并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理论重合度,例如网络购票中的“抢票”行为(恶意软件除外)显然在道德意义上无法顾及最急需的旅客,票源分配的原则是时间(先后)标准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操作的熟练程度甚至是网络运行速度,因而对“秒杀购票”的行为难以进行道德评价,如果以“技术排斥道德”的方式来判断很难使人认同。; 二、道德需要与道德实践的背反; 道德虽然被逐出技术领域,但有一点却无可怀疑,即人的道德需要是难以否认的。正如人的发展权利与拥有不被污染的环境的强烈诉求之间的对立性,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寻求两全其美的办法加以解决几近奢望,但绝不能否认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环境。作为对现实社会的复制和模拟,虚拟社会中的交往实践形成了网络道德存在的物质性基础。人类无论生活在现实领域还是虚拟领域,都有着属于自我的价值追求,其中包括精神领域中的自我实现,极端的事例如网络游戏痴迷者对虚拟权力的追求。在通常情境中,如网络中最为常见的话语交往,如果某人观点(并非恶语伤人)屡遭“拍砖”甚至是被人驳斥得体无完肤的时候,尽管彼此之间身份隐匿,但难以掩饰内心中的沮丧和失落。这种感受反映了对他人认同的期待,并且在心灵深处是对尊严的向往,可见个体并没有因为虚拟而丧失自我。由此可见,虚拟社会在交往实践的意义上孕育了主体的道德需要。道德需要的哲学解释充满了形而上学色彩,对之具有针对性的理论形态是康德的伦理学。康德认为人的道德需要源自对“善”的敬重,说:“自律就是人的本性和任何有理性的本性的尊严的依据”,[5]444“绝对善的意志,其原则必须是一个定言命令式……将仅仅包含着一般而言的意欲的形式,而这就是自律。”[5]453自律无疑是最具有分量的道德话语,康德论证理性有能力为行为的正当性负责,但他的伦理学在现实中的疑点从没有减少过,它与现实社会尤其是虚拟社会的实际需求很不对称,因为道德需要并不必然绑定道德实践。道德需要可以不借助经验事实而仅需理性的自我证成,但很难解释苏格拉底的“无人自愿犯错”与实践中随处可见的明知故犯的矛盾。问题在于,与恪守道德律令的敬重感相比,人们对实际利益的现实关怀更为注重。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虚拟社会,人们的真实需求至少要反映道德与利益的一致性。; 由于人类生存的基础性地位,虚拟社会的生存法则必定是可以决定道德具有实际效力的利益机制。因此,以道德需要去解释网络危机并不能使问题落到实处,网络参与者在道德需要与道德实践之间很难做到一一对应。网络危机的主导者完全可以在理性上承认道德原则,但未必会在行为上执行道德原则,道德需要的效力仅仅存在于康德式的定言命令中,在实践上更多的是有条件的假言命令。即便是康德本人,他虽然强调“出于义务”,但他基于所谓“人类之爱”,也愿意承认“我们的大部分行为还是合乎义务的”[5]414。舒尔曼显然觉察出康德伦理学的脆弱,他说:“实证论者和超越论者都不能真正对未来提供这样一幅前景,在这种前景中,科学与技术拥有一种合法地位,而人类自由也既不遭到排斥,又不被绝对化。这种失败的源泉在于人类的自主假设:人类为自己立法,因而是自我意志的。”[1]323-324在舒尔曼看来,“除非人们普遍允许他们的精神繁荣的利益取得优先于其物质繁荣的利益的地位,否则所有将被提出来用以防止计算机统治的措施都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