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第一个理想的国家模式供参习.docVIP

第一个理想的国家模式 如上所述，毛泽东构想的“新村理想”只是一个没有权威体系的主观模式，并且没有来得及在社会实践中实施。并不满足于理念求索的毛泽东，仍在执著追寻着那个将个体自由融汇于群体凝聚之中的社会理想。1920年至1921年初，他在湖南《大公报》、上海《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发表了20余篇文章，提出了建立“湖南共和国”和政治主张，力图探求一个治理湖南和中国的理想政治方案，憧憬创设一种崭新的民主主义的国家体制。可以说，这是“新村理想”的进一步放大和具体化。 早在1910年，梁启超在《卢梭学案》一文中就介绍过瑞士的“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民主之政”的政治体制，但并未引起社会重视。当时《国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论证省自治的必要，认为“民国者，先有省而后有中央，犹之合众国先有十三州而后有华盛顿之政府也。故各省为国之单位，省能治理，全国自臻于上治，省之政治紊乱，全国亦无从治理”，“民国之巩固，必先求省之巩固，未有省治而国不治者”。 其后又有人反复追述：“非自治无以谋生存”，“不在求国法之速成。而在于求省法之先立”等等。 1920年前后，人们曾对动荡的时局提出过种种拯救方案。如孙中山提出，“救国之急务”乃是“重行革命”，这才是“改造中国的要件”。 陈独秀强调，“首先要注重民治的坚实基础”，“打台者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 李大钊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复杂、扩大、殊异、驳杂”，因此“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一个新中国”。 梁启超则认为，“确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各地皆宜自动的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 章太炎也主张“自今以后，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自县知事以不能超过省长，悉由人民直选”。“此种联省制度，为各国所未有，要之中国所宜，无过于此。若但如德、美联邦之制，则中央尚有大权，行于中土，祸乱正未有艾也”。 早年毛泽东阅览极勤且泛，据他自己回忆，从1911年到1927年上井冈山时为止，他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对于上述政治思潮是会有所了解的。但从史料来看，对他产生直接的影响的莫过于陈独秀和胡适。毛泽东1936年回忆说： “1920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 究竟“讨论”中陈独秀具体谈了些什么意见，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和考证，但从陈独秀1919年12月1日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的基本内容及其与毛泽东讨论相距的时间上看， 该文体现的思想可能是二人讨论的主要内容。 《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强调人民直接立宪是“自治”的总原则，“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认为自下而上、由下到大是改造国家的主要途径，“由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基础不坚固的建筑，像那沙土上建层楼，自然容易崩溃；没有坚固基础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装饰的如何堂皇，实质上毕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决不会实现”。以后我们将看到，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在毛泽东的著述中一再重现，甚至语言也基本相同。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毛泽东早期“湖南共和国”思想的酝酿阶段，陈独秀确是具有重要思想影响的引路人。 胡适也是早年毛泽东推崇的人物之一，二人在书信和文字方面也多有交往。例如，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曾主张通过“较温和”的方法，逐渐实现社会改造，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有点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胡适对他的这些观点表示赞赏，曾撰文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尔后，毛泽东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多处体现出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思想格调。在湖南自治运动初期，毛泽东不仅给胡适寄去《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并且致书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 嗣后，毛泽东又撰文指出，“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 中国的改造，只能一点一滴地搞起，湖南自治便是具体的现实起点。显然，他是受到了胡适观点的启发。 概括来说，当时思想舆论界形成的“联省自治”思潮、陈独秀的民治主义和胡适的实验主义，构成了毛泽东早期“湖南共和国”思想的“已有思想材料”，他从中摄取了重要而广泛的思想营养。 在这样的具体思想背景下，毛泽东较完整地提出了一套建立“湖南共和国”的理论和主张。面对当时虽有中央政府而实际却权力分散，政出多门的现实政治状况，毛泽东认为拯救湖南与中国的“唯一法子”不是维护旧有中央一统的权威体系，而应在分散、多元的基础之上，实行“各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