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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案件中逃逸行为不可重复评价 　　摘 要 在交通肇事案件审理中，许多法院均直接以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交通肇事罪责任划分的依据，并以此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的重要依据之一。实际上上述做法已经违背了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的法理依据，交通警察部门对事故责任进行的认定仅仅是一种行政行为，其法律依据及内在逻辑均与司法过程不同。另外，在交通肇事罪系列案件的审理中，也出现了因直接采用交通警察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分责依据而导致对事故中行为人的逃逸行为重复评价的现象。本文旨在厘清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行政执法行为与司法机关司法行为的不同，进而破除导致交通肇事案件中行为人合法权益被损害的基础。 　　关键词 交通肇事罪 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 逃逸 　　作者简介：孟洋，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书记员。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0.174 　　一、案情简介 　　案例一：被告人某甲于2015年7月某日驾驶其XXXXX号小型普通客车，搭载同行两人从某乡往该县城方向行驶。在行驶至高速公路XXXXkm+800m处时，在进入县城高速路收费站匝道的减速车道时将穿越高速公路匝道的行人某乙撞倒，造成某乙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人某甲为逃避法律追究而弃车逃逸，并于次日6时许主动到该县交警大队投案自首。后经该县公路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人某甲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公诉机关以某甲违反《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关于交通肇事罪之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应承担交通肇事罪且应适用逃逸加重处罚之规定，提出对某甲处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刑罚处罚的公诉意见。法院经审理后做出了判处某甲犯交通肇事罪，处两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的判决。后公诉机关以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某甲应承担逃逸后加重处罚为由提出抗诉。 　　案例二：被告人A于2015年某月某日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沿XX高速公路从县城往某镇方向行驶，行驶至高速公路一处隧道时，由于避让不及将横穿高速公路的行人B撞倒，B被撞倒后当场死亡。A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便驾车逃离了事故发生地点，事故发生一天后A便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是交代了事故发生经过。公诉机关以某甲违反《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关于交通肇事罪之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应承担交通肇事罪且应适用逃逸加重处罚之规定，提出对某甲处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刑罚处罚的公诉意见。公诉机关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被告人A触犯交通肇事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的判决。 　　二、案件争议焦点 　　笔者认为，上述两案案情十分相似，但在个案量刑中却出现了适用两档不同刑期的情况，即对《刑法》的适用有着不同的意见，两案中都存在争议。由于两案的高度相似性，因此综合归纳两案在审理过程中的争议焦点为两点： 　　（一）两案中两被告人各自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 　　笔者认为该问题乃是案件讨论的基础。虽然两案经过审理，法院均作出了行为人犯交通肇事罪的裁判，但是在两案中仍然存在着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应当归罪的意见分歧。上述两案均发生在禁止行人进入的高速公路内，两案中的行人违法穿越高速公路后发生的事故是否应当将机动车驾驶人入罪还是有讨论的余地的。 　　（二）若两被告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则应当在何种量刑幅度内量刑 　　两案中不同的量刑裁判体现了两案裁判者对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适用法定刑的不同意见，也造成了两案之间明显的法律适用的争议。案例一中法院适用了《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一般情形的法定刑，即对被告人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幅度内量刑。而案例二则依据被告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情节，适用了交通肇事罪逃逸后加重处罚的法定刑。 　　三、案件评析 　　（一）被告在本案中逃逸前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交警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并不能作为刑事归罪的依据： 　　本案中，交警部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认定本案被告人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的责任划分并不能作为交通肇事罪入罪的依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仅能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而不应当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的依据。张明楷教授指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管理部门只是根据行为人是否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及其违反程度，确定行为人负有何种责任。然而，《道路交通管理法》的目的与刑法的目的存在明显区别；道路交通管理法上的责任，明显不同于刑事责任。” 因此，笔者认为交通警察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仅能作为民事案件审判的参考，而非交通肇事罪入罪的依据。 　　按照刑法的一般理论，将一个人的行为归入犯罪，必须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通过分析行为人的行为并结合相关罪名条文所包括的犯罪构成要件，待满足该罪之构成要件的情况下才得以定罪量刑。因此，笔者认为，在交通肇事罪的归罪上，不能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