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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动词的屈折机制与限定性问题? 杨亦鸣 蔡冰 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提要 根据生成语法的动词混合形态理论，普遍语法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动词屈折机制。本文依据这一理论，运用“否定结构测试”，确定了汉语动词的屈折类型，在此基础上修正了动词限定性的定义，提出限定性是动词屈折成分的一种本质属性，汉语动词存在抽象的限定性特征，并从理论依据、语言事实和实验证据等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 关键词 动词 屈折特征 动词混合形态理论 抽象限定性 一 引言 一般认为，与西语语法相比，汉语语法有两个最为重要的特点，一是汉语词类的多功能性，二是词组和句子构造上的一致性。事实上，对这两个特点的认识都与对动词限定性的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参见朱德熙1985）。 关于动词的限定性 按照通行的英语语法书的解释，限定性是指对动词的一种语法描述，根据动词在表达时制、体貌、情态和一致等语法范畴时形态标记的有无，可将动词区分为限定动词（finite verbs）和非限定动词（non-finite verbs）。例如在英语中，限定动词在上述几个方面都体现出形式上的区分，而非限定动词则没有相应的形式区分： （1）a. I am/was walking. b. They are/were walking. c. I have/had walked. d. He has/had walked. 在（1）中，动词be和have在表达时制和一致等语法范畴时，表现出形式上的区分，是限定动词，而分词walking和walked则不随时态和人称的变化而变化，是非限定动词。 此外，两者的句法表现也不同：限定动词只能充当谓语，非限定动词可以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等其他句子成分。如： （2）a. He works in a factory. b. Working is a happy thing. c. He enjoys working. d. No talking during working time. 在（2）中，works和enjoys充当句子的谓语，work和talk的非限定形式则出现在句子的主语、宾语和定语的位置上。 有关汉语动词是否存在限定性的已有研究 由于汉语词类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在对待汉语动词是否存在限定性的问题上，不少学者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如朱德熙（1985），徐烈炯（1994），黄衍（Huang,1994）和胡建华等（Hu et al.,2001）。其中，Hu et al.（2001）依据Stassen（1997）的“时制参数原则”（the tensedness parameter）和“形容词构码的时制普遍性原则”（the tensed universals of adjective encoding） “时制参数 “时制参数”的定义是：a. 如果一种语言具有时制这一语法范畴，该范畴 i)在形态上附着于动词，且 ii)至少在过去时间指称和非过去时间指称之间存在区别，那么，这种语言就是时制型语言；b. 凡不具备以上特征的语言均为非时制型语言。“形容词构码的时制普遍性原则”为： a. 时制型语言必存在名词性形容词，存在名词性形容词的语言必为时制型语言；b. 非时制型语言必存在动词性形容词，存在动词性形容词的语言必为非时制型语言。 另一种观点认为，动词限定性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中，所不同的只是区分的方式。例如，黄正德（Huang,1982）认为，汉语尽管缺乏时制（T）和呼应（Agr）的系统性标记，但可以根据能否带情态助动词（如“会”）等方法将汉语的句子区分为限定句和非限定句。李艳惠（Li,1985、1990）指出，时制是区别限定子句和非限定子句的关键，只有那些成为时制标记的情态动词，如“会”和“要”等，才可以作为限定/非限定的判断标记，这些时制标记可以自由出现在限定子句中，但不可以自由出现在非限定子句中。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分标准还有“空主语和PRO”、“相同限定小句条件”和“‘V不V’问句”等（参见汤廷池,2000）。 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 认为汉语是非时制语言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形容词构码的时制普遍性原则”，但是，该原则是否完全适用于汉语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因为汉语中的形容词不仅有动词性的，可以充当谓语，同时也有名词性的，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张斌、胡裕树,1989），如“干净很重要”、“发泄愤怒”等。 坚持汉语中存在限定动词与非限定动词区分的学者，一般只是通过从语言系统内部找出一些鉴别方法，如情态助动词、时体标记和否定标记等，来加以论证。不过，这些鉴别标准还不是系统的理论推导，多数是离散的证据。 从汉语研究的实际来看, 汉语语法分析中的一些“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