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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察日报的日子 　　从军队到报社，莫言的创作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他一直认为1997年转业离开部队的决定是对的，甚至后悔离开得迟了一点。 　　1995年，进入不惑之年的作家莫言，因为一部才情如喷的《丰乳肥臀》，经受了过山车般的人生经历。先是这部倾注了自己最大心力和情感的长篇小说荣获了当时奖金额最高的“大家文学奖”，之后却又因“丰乳肥臀”这样挑战主流文学伦理的书名，使其评价急转直下，身陷非议泥沼。在经历了尖锐的批判、无力的辩解及被迫写信去阻止自己的作品出版之后，参军二十一年的莫言想到，“是时候离开部队了”。 　　两年后，莫言转业到了隶属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日报社，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报社工作经历，这段时期，也被莫言自己认为是一段人生积累与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 　　不当作家，“提拔”成记者了 　　故事始于一次电话。1996年，莫言因私事给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的师弟高伟宁（当时名为高今，后更名）打了个电话。电话中，高伟宁告诉莫言，他已从《法制日报》调到《检察日报》工作。莫言闻言，说自己也打算转业，目前去向还没确定。高伟宁表示，愿意帮他联系转业到《检察日报》。 　　其时，受困于《丰乳肥臀》争议的莫言，已经开始考察转业单位。其中包括国家教育委员会（现在的教育部），但对方要莫言担任处级干部的要求，让不愿当官的他很是头疼。莫言觉得，去报社工作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 　　那年，《检察日报》影视中心正好要拍摄一部20集电视连续剧《反腐风云》，制片人是影视中心的汪国立，高伟宁当导演。开拍前，高伟宁想起莫言转业的事来，便提出请莫言担任艺术顾问，为他转业报社提供一个契机。 　　此后，高伟宁、汪国立和时任检察日报社文艺副刊部主任郑十凝几次在一起商量莫言加盟《检察日报》的事，郑十凝也极力赞成，他向时任报社社长的刘佑生推荐莫言，并告诉他莫言因写《丰乳肥臀》引起一些争议。刘佑生读过《红高粱》，觉得“作品写农村的生活非常深刻”。恰巧郑十凝在报社阅览室看到一本杂志，有一篇是杂志记者对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专访，记者问他“未来东亚国家谁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说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中国的莫言。郑十凝找到杂志，拿铅笔把这段话着重画了一道，拿给了刘佑生。刘佑生非常爽快，答应马上同莫言聊一聊。谈话之后，刘佑生觉得“莫言说话诙谐，憨厚可信”，便决定把他调到报社。 　　刘佑生向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汇报此事。在获得张思卿批准后，刘佑生以报社名义开了党委会讨论。随后，《检察日报》向最高检政治部写了报告，并请最高检上报国务院，说明情况，因为莫言是副师职干部，最高检也无权决定是否接收，要国务院批准。莫言转业，部队也很高兴，很快就办完了转业手续。 　　1997年10月，莫言加入《检察日报》影视中心，随后，在影视中心制作的电视剧《反腐风云》的首发式上，莫言正式作为《检察日报》的工作人员和媒体见面。记者问他“为什么转业”，他开玩笑说，“我太胖了”。 　　而在莫言的高密老家，莫言进了报社被认为是“混好了”，不当作家，“提拔”成记者了。“他们认为记者是和中央领导住在一个院子里的。”莫言说。莫言回老家，就有人问他，“你现在是不是天天都和中央领导一个锅里摸勺子啊”，莫言回答，“很熟，天天在电视上见到”。 　　据郑十凝回忆，对于莫言的到来，当时报社里也是存在不同声音的。因报社人员主要是法律专业，而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很少，所以有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引进来一位作家，而且还不用坐班，一分钱不少拿。”而社长刘佑生强调，“莫言不是来办报纸的，不是来办杂志的，报社需要的是莫言的影响力”。他还说，“如果谁的文章能和莫言一样有全国的影响力，谁要是有和莫言一样的本事，我给他双倍工资”。 　　与此同时，刘佑生也对这位即将进入报社的大作家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不管别人怎么批评批判你，你不要反击。第二，不要脱离组织，要和别人联系，要经过正规的渠道通过组织去了解。第三，每年写一部反腐败方面的作品。第四，就是少说话。 　　对于刘佑生要求自己每年写一部反映检察题材的电视剧或长篇小说，莫言虽当时面露难色，但还是答应了。 　　第一部离开“高密东北乡”的长篇小说 　　莫言进入《检察日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电视剧《红树林》剧本的创作，之后又改编成小说。这部小说其实最早构思于1995年，还没进入《检察日报》的莫言去南方的海滨城市采访一家工厂，准备写一篇报告文学，其间他对这个城市的珍珠养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联想起两组画面：一组是青春健美的渔家姑娘裸着身体、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海底采集珍珠的画面；另一组是高贵的女人裸着肩头、脖子上戴着璀璨的珍珠项链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翩翩起舞的场景。采访结束后，莫言又进一步搜集了有关珍珠方面的材料，1996年春开始动笔写《珍珠奇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