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货币政策是如何崩溃的.docVIP

南京国民政府货币政策是如何崩溃的（一） 货币的无限法偿功能是货币的基本功能，它来自于发行当局的发行准备，一旦货币在市场上不能用于交换，发行当局有义务用发行准备向货币持有人予以兑付。信用发行终结了发行准备，但是发行当局必须时刻对无限法偿功能保持警惕，一旦这一功能丧失，货币政策体系就崩溃了。近代南京国民政府就经历了这样的遭遇。 通货膨胀的发生曲线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战和内战曾造成国民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除有限的税收、外汇黄金准备和国际借款外，能弥补者不外发行。1937年至1939年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事上虽节节失利、国土大片沦丧，但在后方经济尚比较稳定、通货膨胀尚不突出；1940年至1945年，通货膨胀问题开始严重起来。由于1940年四川农业歉收、粮价上涨；1941年11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被接管，日寇又截断滇缅公路，影响后方物资供应，财政收支入不敷出日益严重，导致钞票发行陡增、物价普遍上涨。1945年8月，由于抗战胜利，全国物价突然下跌，出现短暂的通货稳定；时隔不久，通货膨胀又恢复原状，最终引爆了货币政策体系的整体崩溃。 缘起于战争的财政透支要求 战时通商口岸和经济发达地区之沦陷，使占国民政府财政收入70%至80%的关税、盐税及统税大部丧失，筹措战时所需巨额经费不外增税、举债和发行三途，但战时新开征各种税收远不能弥补战争所致的财政损失，而战争状况下募债既属不易、又非增加实际财政收入之有效手段，所以国民政府被迫走上增发货币之路。发行既是国民政府战时赖以生存之财政基础，但由于只有净投放、没有净回笼，预取预夺全仰赖货币印刷，终成“一座摧枯拉朽的火山”。 战时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国家银行垫款维持战时费用、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据较保守之统计，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财政赤字总额达12，097.5亿元，国家银行垫款达12，624.1亿元，可见银行垫款对于国民政府财政意义之重大。1942年以前银行垫款主要由四联总处统筹和管理，先由财政部核定每月国库各项支出之总额，再由中央银行（代理国库）以该月各项税收抵拨部分数额，支收相抵所余财政赤字部分由四联总处指定垫款银行按规定的垫款比例垫付、以应需用。统筹垫款既要根据各行钞券印制、运济等各方面之情况，又要兼顾各发行行的利益，且不得贻误时机。由于四联总处的督导，银行垫款基本可满足国民政府之财政需要。1942年发行统一后，垫款改由中央银行独家承办，但在未设中央银行而设有中国、交通、中农三行的地方的国库支出，仍需由中交农三行代理国库拨解库款，所以三行代理国库拨解库款所需钞券如何供应、拨解库款后中央银行如何抵还头寸、三行代中央银行拨解国库如何计算费用等便成为必须加以妥善解决的问题。为此，四联总处先后议决《未设中央银行地方而由中国交通中农三行拨解库款及摊汇款项办法》、《中交农三行代中央行汇解军政款项及中央行代中交二行汇解事业机关汇款抵还头寸原则》、《重庆中中交农四行汇解军政款项实施办法》，以加强督导和协调、保证库款拨解和摊汇的顺利进行。 战时对敌货币作战 抗战时期，敌伪在沦陷区强制推行敌伪钞票、限制法币流通，破坏限制四行业务、组建敌伪银行，搜刮法币套汇、在汇市压迫打击法币，鼓动走私、从国统区抢购战略物资且将非战略物资的日货输入国统区，在占领区进行掠夺性开发、以达“以战养战”之目的，迫使国民政府开展对敌经济封锁战和货币战。1939年12月19日四联总处决议通过《今后之对策》，决定组织派遣经济游击队，对沦陷区敌伪经济设施进行破袭，抢购战区和沦陷区战略物资、积极利用外籍商行代为购运，密设关卡厉行缉私、严防敌货侵入内地，加强信仰法币拒用伪钞之宣传、维护法币在沦陷区人民中的信用，尽力维持法币在沦陷区之流通、防止因法币流通区域缩小而加速国统区通货膨胀，维持法币对外汇价、以外交手段促使各租界不使用敌伪钞券，在战区沦陷区敷设地下行庄承做存放业务及汇兑业务。设于租界内的上海四行是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维持法币、对敌进行货币金融战的主要阵地。1941年3月21日至24日，敌伪绑架上海四行员工100余人、炸死炸伤数10人，四联总处于26日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应变方案指令上海四行“不避艰难、坚持立场、照常营业”；为预防局势继续恶化，又要求上海四行紧缩部分业务、撤退部分员工，以预谋金库和帐册安全。按照四联总处的决策，上海四行坚持营业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对于维持法币在沦陷区之流通、稳定法币体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港国家银行撤退，金融经济战的格局发生很大变化。敌伪以四行撤退、法币在沦陷区已失支撑阵地，法币已无汇市、不可能再借重法币套取外汇，遂于华东、华中、华北和华南各区禁止使用法币，破坏法币流通，驱赶沦陷区数10亿法币涌向国统区，加剧国统区通货膨胀和抢购战略物资。1942年1月，四联总处在《关于今后处理金融办法之补充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