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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整理】流浪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流浪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程福财
内容提要:本研究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测量了流浪儿童这一社会边缘人群的主观幸福感。调查发现,尽管流浪儿童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一般人群,并且时常为负面情感困扰,不少流浪儿童在街头也常保有积极的正面情感。流浪儿童的自尊水平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存有显著的正向关联;他们在街头生活的时间及其拥有的社会支持等因素与其主观幸福感水平都无显著性关联。及时提供给流浪儿童以必要的生活资料、安全保障与心理咨询等服务,对于提高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帮助。
一、引言
流浪儿童是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群(De Venanzi, 2003)。他们不仅无法得到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更经常遭受到社会其他人群的歧视与虐待(Cheng, 2008; Bar-on, 1997;向荣,2002;刘继同,2002;程福财,2006;)。这样的社会排斥给这些年幼儿童的心理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有研究表明,压力与沮丧等负面情绪普遍存在于流浪儿童世界,他们的焦虑、抑郁、侵犯行为、暴力行为等不良心理、行为的发生概率、严重程度远远大于正常儿童 (Ayerst, 1999; Donald Swart-Kruge, 1994; Hoyt Bao, 2000, 引自 Kidd, 2003)。因为不堪这些负面情绪的影响,部分流浪儿童更常常伴有遗尿等不良的生理反应(参见Donald Swart-Kruge, 1994)。
现存的关于流浪儿童心理状况的研究,对上述负面的、病态的心理与行为已有较多关注。然而,另一方面,他们的积极的、正面的心理状况(如喜悦、幸福、安静、勇敢与坚强等)则较少被注意、记录,少有学术的注意力投入到对流浪儿童的整体的幸福感的研究中。而且,现有的关于流浪儿童的研究,大多是在外在的成年人的视角的导引下完成的,流浪儿童自己对自身日常生活的主观的评价则相对被忽视。为填补此一空白,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流浪儿童对自己生活的整体评价的调查来测验定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及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二、研究假设
根据Diener和他的同事们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经典研究(Diener, 1994; Diener, Suh, Oishi, 1997; Diener Suh, 2000),主观幸福感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正面情感(Positive affect)与负面情感(Negative affect)的经验。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测定,通常正是通过对个体之于其整体生活状况的满意度及其之于自身生活的正负两方面的情感的测定来达成。如果个体经常具有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与正面情感,并且少有负面情感,那么,他/她的主观幸福水平就较高;反之,如果个体很少满意于自己的生活,且其内心常常为负面情感困扰,那么,他/她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通常就比较低(Diener, Suh, Oishi, 1997)。
现有的研究表明,收入、社会支持、 生活事件(Life event)与自尊水平等因素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最常见因素。相比较低收入与贫困的生活条件,高的收入与良好的生活条件更可能产生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进一步的研究指出,经济生活条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常在个体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情境下往往更为显著(Diener, Suh, Oishi, 1997)。
适应理论认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常常为其经历的生活事件所左右。重大的生活事件,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其刚刚发生的阶段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性影响。不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个体会逐步习惯、适应这些或快乐或悲伤的生活事件、境遇(Diener, Suh, Oishi, 1997),它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逐渐微弱。这就意味着生活事件对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常都是短期的,个体能逐步适应突发的生活事件,并排除其对自己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受其拥有的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度的调节。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是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前提(Biswas-Diener Diener, 2006; Diener Seligman, 2004; Putnam, 2000; Turner, 1981)。例如,对于移民家庭的儿童来说,由于流动所造成的原来具有的熟悉的同辈群体、亲属与社区支持体系的切断,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通常比正常儿童都要低(Mirsky, 1997)。
除上述预测因素外,众多的经验研究表明,个体的自尊水平对于其主观幸福感也具有重要的影响(Judge, Erez, Bono, Thoresen, 2002; Roy, Neale, Kendler, 1995)。Neto (2001) 的研究指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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